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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不。”克里希纳没有回头，“我是个兼职老师，你知道吧。我在美国教育基金会印度分部有个熟人，我的顶头上司沙阿先生，他又在纽约认识一位亲爱的老朋友，亚伯拉罕·布龙斯坦先生。于是这位先生的善意最终着落在我头上。快走。”

航站楼里热得像蒸笼，外面的空气似乎更加潮湿凝重。探照灯照亮了航站楼大门上方的银色标志。“德姆-德姆机场。”我大声念道。

“对对对。以前他们在这儿造过子弹，一战以后这事儿就不合法了。”克里希纳解释道，“这边请。”

突然我们身边就围了十多个搬运工，吵嚷着争抢不多的几件行李。他们的大腿像芦苇一样单薄，双腿赤裸，身上胡乱搭着棕色的破布，其中有个人少了只胳膊，另一个看起来遭过火烧：他几乎没有脖子，下巴和胸口之间是大片狰狞的疤痕组织。显然他没法说话，但他损毁的喉咙仍在发出急促的声音。

“把行李给他们。”克里希纳急速说道。他大大咧咧地做了个手势，搬运工一拥而上，争抢我们的袋子。

我们沿着弧形的车道只走了六十步左右。氤氲的湿气坠得空气沉甸甸的，像浸透了水的军毯一样又黑又重。有那么一瞬间，我恍惚觉得是在下雪，空气中似乎有白色的碎屑飘拂，然后我意识到，那是无数昆虫在航站楼探照灯的光束中飞舞。克里希纳朝搬运工做了个手势，指指不远处的一辆车，然后我惊讶地停下脚步。“是辆巴士？”我问道。虽然那辆蓝白色的车看起来更像是小面包车，而不是正经大巴。车身上喷着美国教育基金会印度分部的缩写，USEFI。

“对对对。只有这辆车了。咱们得快点儿。”

一名搬运工像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上车顶，其他人把四个行李袋挨个儿递给他，然后他再把行李绑在车顶的架子上。他们用一条黑色的塑料绳绑行李的时候，我漫无目的地想，我们干吗不直接把行李塞进车里呢？管他呢。我耸耸肩，找出两个五卢比的硬币准备给搬运工当小费。克里希纳取走了我手里的一枚硬币，然后把另一枚还给我。

“不要，太多了。”他说。我再次耸耸肩，然后扶着阿姆丽塔把她送上车。搬运工焦躁的叫喊终于惊醒了维多利亚，她大哭起来，又为这片喧嚣增添了新的音符。我们冲着睡眼蒙眬的司机点点头，坐到右边第二排座位里。克里希纳在门口跟三个搬运工争执。他们的孟加拉语说得很快，阿姆丽塔没法完全听懂，但仍能捕捉到只字片语。她告诉我说，那些搬运工很不高兴，因为五卢比没法平均分成三份，所以他们要求克里希纳再给一个卢比。克里希纳喊了几句，然后试图关上巴士车门。年纪最大的那个搬运工脸上沟壑纵横，胡茬儿都已经白了，他上前一步，用身体挡住了折叠门。其他搬运工从航站楼门口向这边走过来，叫喊声开始变成咆哮。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对克里希纳说，“拿去，再给他们几个卢比吧。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不行！”克里希纳的视线扫过我们这边，现在那双眼睛里的暴虐已经挣脱了束缚。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凶狠，就像某些血腥运动的玩家一样。“太多了。”他固执地说。

现在已经有一群愤怒的搬运工聚集在巴士门口，突然他们开始伸手拍打车身。司机坐直身体，紧张地调整着头上的帽子，门口那个老头儿已经踏上了最低的一级台阶，似乎想挤进车里，但克里希纳伸出三根手指坚定地按向他赤裸的胸口，老头儿后退一步，回到了棕褐色的人群中。

几根粗糙的手指突然抓住了阿姆丽塔身侧半开的车窗，一脸烧伤疤痕的搬运工正在往上爬，就像在做引体向上。他的嘴巴在几英寸外神经质地快速开合，我们都看见了，他没有舌头。唾沫喷溅在尘迹斑斑的车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