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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也就是碰上我罢，要是遇上老姑奶奶，挑礼儿的地方多着呢，这婆媳俩有戏唱。

我说，姑爸爸娶了这么一个儿媳妇还不如娶小瑛子。

吴贞跟人说话的口气是命令式的，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她在队伍里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当年她提着一桶墨汁到庙里来找小连，命令小连到街上去给红军刷标语一样，也不管小连愿不愿意，就把任务派给他了。小连对往墙上刷标语没有信心，我父亲也认为小连干不了这差事，以小连那狗爬一样的字，绝上不了景德镇的墙面。父亲不知道小连往墙上刷标语是当之无愧的，吴贞为什么不刷呢，因为吴贞根本就不认字，她的出身是南塘湾的童养媳。

事实上，景德镇当年那些“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吃饭当红军”的标语都是父亲替他的外甥写的，精于书画的父亲将标语写成了工整的柳体正楷，构体严谨，刚劲有力，体现出他多年临《玄秘塔碑》的功力。父亲在写标语的时候，围观者甚众，老百姓不懂什么《玄秘塔》，可是看得出好坏，大约也是初次见识如此精湛的书法，人群中不时有喝彩者，“好手艺”、“好唰溜”、“好笔力”的夸赞在父亲的背后此起彼伏，让父亲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在京城之地，在各种场合，他当众挥毫的机会不少，却从没有过如此酣畅淋漓，如此气势磅礴，如此唱大戏一样地被人叫好。父亲的感觉好极了！

晚上，孙团副端着自己的碗加入了父亲和一明的饭桌，一碗稀粥，两块咸菜，团副的伙食跟和尚的不相上下。父亲跟前的荷叶包里有饭铺“金满楼”送来的卤肉和红烧鱼，是白天“金满楼”老板见了父亲的字，十分仰慕，特意送来的，想让父亲给“金满楼”换个名儿，写块匾。本来一明跟父亲吃得正香，一见孙团副上了饭桌，筷子便再不往肉上伸了。孙团副很自觉，也不吃包里的菜，父亲知道他馋，把包往他跟前推了推，又被他推回来。父亲说，你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也不是针线。

孙团副想了想说也是，便不客气地夹了肉搁自己碗里了。

外面窑场炉火正旺，有火龙之地的景德镇夜晚一片红光，在红光中孙团副正式提出让我父亲跟着他干，说队伍中特别需要我父亲这样的文化人，说红军的不少领导都是留学外洋的有识之士，不是反动派宣传的“乌合之众”，更不是土匪。我问父亲当时是什么态度，父亲说他被一根鱼刺卡住喉咙，喀喀地说不出话，难受极了。我认为父亲绝对是装的，当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袭来的时候，他的表现竟是“鱼哽在喉”……父亲太软弱！

孙团副是聪明人，说我父亲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临时办个教写字的美术班，将来部队再写标语也不愁没人。父亲想起在北平办国立艺专的事，都是教美术，教谁也是教，就答应了。孙团副很高兴，拉着父亲的手连声叫同志，说父亲以后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员了。我父亲很矜持，说临时帮帮忙罢了，他离革命还差得远。

父亲的美术班不像在北平艺专那样有教学大纲，那样正规，依了团长的要求是实用性质的，学员从连队里挑选，全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父亲教这些目不识丁的兵写美术字，也算开创了教学史上的先河。我想，景德镇地区是没有红军标语留下来，若有，一定是工整的柳体和精致的美术字，有别于其他任何苏区的标语。这当与父亲和他的美术班有关。

父亲回忆，三十年代红军在这一地区待过大半年，大半年中，父亲为这支部队培养了不少美术骨干，可惜，到后来存活下来的竟无一人。这段历史除了小连以外几乎没人能给他证明，可就是小连也早对这件事“记不清”了，没能给我父亲写出一份完整的证明材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