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合作与国际机制（第4/8页）

那些看重权力和冲突问题的世界政治研究者们，应该注意这种界定合作概念的方式，因为我的概念并没有把合作归到各个权力平等的国家间关系的虚构世界中去。确切地说，霸权状态下的合作并不是矛盾的。我希望，在与和谐相比较的意义上定义合作，应该使那些带有现实主义理论取向的读者认真地对待世界政治中的合作问题，而不是弃之不顾。然而，对那些也相信霸权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甚至这样一种关于合作的概念，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从他们的视角看，相互的政策调整不大可能解决困扰着体系的各种矛盾，因为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固有的，而不是在没有共同政府状况下利己主义的行为者之间面临的协调问题。试图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这些矛盾仅仅只是将这些议题转移到了一个更深也更加难以驾驭的层面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绝少例外地避免纠缠在研究什么条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合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上，这是毫不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研究主要资本主义强国与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外围的弱国之间的剥削和冲突关系，更加重要。从列宁的立场上看，研究国际合作的条件而不首先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冲突的不可调和性，这是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

这与其说是一种论证，还不如说是一种信仰的陈述。因为持续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从来未被试过，认为这种协调只会加剧体系面临的矛盾纯属猜测性的。而从其证据的匮乏上说，这种主张甚至可以说是很粗糙的。实际上，近年来最富洞察力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海默明确地承认，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诸多集体行动问题，它们正在寻找至少暂时成功的可能方法去克服这些集体行动问题。就如他所承认的，资本国际化上的任何成功都可能对社会主义者的宏伟抱负构成严峻的威胁，从最低程度上讲，这种现象的发生至少会将矛盾转移到新的紧张阶段和地步（Hymer, 1972）。因此，就算我们同意本质的问题是由资本主义间的矛盾提出的而不是国家间体系的内在紧张状态引起的，研究在什么条件下国际合作可能会出现之类的问题，也是有意义的。

国际机制与合作

研究合作和纷争的一种方法，是在单位层次分析上强调特定行动的意义。这种方法要求对一大堆被认为是可比较和有意义的数据，根据它们所代表的合作的程度，进行系统的整理。这种研究方法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但它也有问题。合作和纷争的事例可能太容易就被与它们密不可分的信念和行为的背景孤立开来。本书并不在绝对个体主义的立场上把合作视为一系列互不关联、彼此孤立的行动，而是试图去寻找理解世界政治中合作问题的模式。由此，我们需要研究行为者对未来互动模式的预期，它们对适当的经济安排特性的看法，以及它们认为是合法的政治活动的种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国际制度背景下——广义地说就像在第一章所定义的，在惯例和预期的意义上——去分析国际合作。每一种合作或纷争行为都会影响行为者的信念、规则和惯例，这些东西形成未来行动的框架。因此，每一种行动必须作为一系列这些行动、后来的认知和制度的后遗影响加以阐释。

这种论述与格尔兹在探讨文化人类学家应该怎样使用文化的概念去阐释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的方法是相似的。格尔兹把文化看作是“人们为他们自己创造的意义的网络”（webs of significance）。表面上，这些“意义的网络”是神秘的，研究者必须去阐释它们，然后它们才有意义。对格尔兹来说，文化“是一种人、事、物存在于其中的环境，这种环境中的东西（如社会事件）能够被清晰地描述出来”（Geertz, 1973, p.14）。要真实地描述发生在巴厘人之间的斗鸡一事，除非人们了解这个事件对巴厘人的文化的含义，否则这种描述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还没有一种世界的文化，但是即使在世界政治中，人类也在编织着“意义的网络”，他们发展出隐示的行为标准，有些强调主权原则，将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而其他的行为标准则可能依靠十分不同的原则。任何合作或表面的合作行动，在其含义得到准确的理解之前，都需要在这些相关行动、盛行的期望以及共享的信念的环境中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