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第4/8页）

这个选择对我本人以及读者都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的研究价值观必然影响我的论述，然而我还是尽量保持充分的实证的态度，试图将我的经验研究和规范看法区别开来。除了本章和第十一章以外，本书的研究，主要是在理论、历史和解释性的分析上，而不是在应用伦理学的运用上。虽然，我并不持有这样的天真看法，认为知识必然增加友好和睦或者福利，但是，我试图增加我们对合作的理解，并且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相信理解的增加有助于增强政治上的和睦和经济上的福利。我试图提供一种关于合作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由那些并不同意我这种规范观点的人来进行分析，而如果我的解释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可检验的话，我也许根本就不会决定写这本书的。然而既然我确信不能将我的分析完全和我的价值观念区分开来，对我来讲，似乎有必要简单地将我关于国际合作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是我们所应奋力追求的“好”的东西的思想陈述一下。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合作与其说是一种目标，还不如说是达到各种各样目标的手段。为了寻求合作的道德价值，就需要问：我们所要寻求的目标是什么？和其他人一样，我并不赞成富裕和强大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为了剥削贫穷和弱小的国家。即使通过合作获得的目标在原则上被证明是急需的，但是任何试图达到这些目标的努力原本都可能导致不合人意的结果。也就是说，合作的后果可能与那些决策上不完全是代议制的国家的初衷相反，或者与整个世界的福利也是相悖的。当传统的国际经济智慧被误导时，合作可能比什么都不做更加糟糕。所以，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毁掉了伦敦经济会议后，正统经济理论开始出现在他的想法中（Feis, 1966）；同样，在国际上奉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的卡特政府，在其失败以后又倾向信奉市场的理性预期经济理论（Saxonhouse, 1982）。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下，有些合作对获得最优水平的福利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它不是充分的，因为有时更多的合作并不必然就比更少的合作要好。

尽管相信在任何国家集团中间，为了任何目标而持续增加的合作必将培育世界政治中人的价值的观点未免有些天真，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各国政府之间更多的、有效的政策协调常常是有意义的。国际上有名的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就主张实行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Whitman, 1979），即使那些反对这种建议的国际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们，也不得不承认自由市场的运行取决于事先建立的产权（North and Thomas, 1973; Field, 1981; Conybeare, 1980; North, 1981）。人们可能在需要什么形式的国际合作以及这种合作应该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上存在争议，但是我们都认为，一个没有任何合作的世界将的确是非常沉闷的。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很明显地回到道德评估的问题上来。这些问题包括：本书探讨的国际机制的存在是好的吗？当根据合适的道德标准来对国际机制进行衡量时，在什么意义上它们是有缺陷的？如果它们从来就没有形成的话，世界政治形势会更好吗？这些问题是没有全面和确定的答案的，但是对道德评估问题的重要性需要我们提出这些问题。

本书的写作计划

我希望，不仅仅研究世界政治的学者们会阅读《霸权之后》这本书，同时也希望那些对国际经济的政治基础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以及那些关心国际合作问题的普通市民们，也会阅读本书。为了提高那些不是研究政治科学的读者们的阅读兴趣，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力图排除那些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用普通的语言清楚地界定我所使用的词语。但是既然这本书是为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写的，而且它还利用了全然不同的写作风格，那么，它的一些关键概念也许很容易被误解。我希望读者会非常小心，不会脱离本书的背景，作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从而将我的论述归到不同的学术流派中：难道因为我探讨合作问题就将我归入“自由主义者”之中，或者因为我强调权力的地位和霸权的影响就将我纳入“重商主义者”之中吗？因为我很严肃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我就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或者因为我谈论秩序问题我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吗？这种推论的幼稚和天真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