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第2/8页）

我确信本书的论述同样适合解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但是这种共同的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得到实现。也许从更有限的程度上，我的分析还与东西方关系中某些存在共同利益的问题领域有关。本书对发达工业化国家间合作问题的重视，绝不意味着合作在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或者在东西方国家之间，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必要的。但是，为了说明和检验我关于合作和纷争的观点，我将我的研究首先集中在那些存在最多共同利益的区域，以及国际合作的收益最容易被实现的领域。当然，如果能够将这种论述小心地推至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中，包括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领域，那将会是很受欢迎的。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

人们对合作困难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他们常常将世界政治比作一种“战争的状态”。按照这个概念，国际政治是“各个单位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进行的”（Hoffmann, 1965, p. vii）。这是一种典型的无政府状态，此中没有一个权威的政府能够制定和强制执行行为规则，国家必须依靠“它们所能创造的手段以及为自己利益而达成的安排”（Waltz, 1979: p.159）。既然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理由去判断，而且能够利用武力去执行这种判断，那么冲突和战争就发生了（Waltz, 1959, p.159）。因此，纷争的盛行是因为根本利益冲突的缘故（Waltz, 1959; Tucker, 1977）。

如果对世界政治的这种描述是正确的，那么任何合作现象的出现，就只不过是总的冲突模式的派生物而已。按照这种论述，联盟间的合作就很容易被解释为均势作用的结果，而那些并未与针对对手的联盟体系联系在一起，但是对许多国家都有好处的系统范围的合作模式将无法得到解释。如果国际政治是一种战争状态的话，在共享目标基础上的合作的制度化模式（除非作为更大范围的争夺权力斗争的一个部分），应该是不会存在的。我们所遵守的广泛的国际协议模式，从贸易、金融关系、卫生、电讯以至环境保护等，将也是不会存在的。

在现实主义学者中间，持另一种极端看法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把合作视为经济相互依赖世界中的本质特征，认为共同的经济利益导致对国际制度和规则的需求（Mitrany, 1975）。我把这种研究途径的支持者们称为“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因为他们特别强调国际制度所扮演的功能作用。但是，这种研究途径却冒有对权力和冲突问题看法过于天真的风险，其支持者在他们的理论中，对世界政治中观念的地位，或者政治活动家吸取他们所谓“正确的教训”（right lessons）的能力，经常抱有过多的乐观主义认识。尽管如此，成熟的制度和规则研究学者告诉了我们许多东西，他们不是把制度简单地看作是具有总部大厦和特定职员的正式组织，而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把制度理解为“被承认的、将人们的预期汇聚在一起的管理模式”（Young, 1980, p.337）。他们认为这些管理模式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对国家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成熟的制度主义者并不期望合作总是盛行的，不过他们意识到利益的可调和性，并且极力论证相互依赖所创造出来的合作中的利益。[1]

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中，上述这些看法虽然在知识的起源和关于人类社会更加广泛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些观点对世界政治经济特别是本书关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都作了相似的预言。制度主义者期望在一个领域的成功合作会“外溢”到其他领域（Haas, 1958）；现实主义者则希望在美国的主导地位下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双方对事件的解释相差甚远，但是他们对所发生的事件都毫不感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