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版前言(1)（第2/6页）

然而，我在这一现实主义地基上建立起了一座制度主义大厦。我的核心观点是第六章中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一观点在两年前的一篇论文《对国际机制的需求》中就已初步提及（Keohane, 1982）。根据我的观点，国家为促进互益性合作而建立国际机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一国际贸易机制是我经常提到的一项制度；实际上，可以这么说，我的理论是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经验通则化。国际机制——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组合——降低了国家间交易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了机制成员在相互评估政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如其他政治制度那样，国际机制可以从自我利益的角度进行解释。进一步讲，它们主要通过改变各种备选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来影响国家政策。它们没有使自我利益失效，而是影响了对自我利益的计算。

信息是一个变量，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为此后用博弈论探究世界政治的论证方式作出了铺垫。世界政治并不是完全不确定的；制度化可以提供信息，提高可信性，生成聚焦点，从而减少不确定性。

我的判断是，《霸权之后》的核心观点已经站稳了脚跟。事实上，某些最严厉的批评者似乎已经接受了其基本要素。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在《国家间合作》的结尾部分断言，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国家试图合作时，国际制度的确是起作用的”（Grieco, 1990, pp.233—234）。劳埃德·格鲁伯（Lloyd Gruber）写道：“现在，现实主义者已不再试图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厦，他们自己也在积极地为其添砖加瓦。”（Gruber, 2000, p.29）。

20世纪90年代，《霸权之后》发展出的合作和制度理论获得了支持。现实主义者将国际制度视为超级大国冲突的反映，而不是国家从以功能界定的议题领域实现互益性合作的工具。他们以为，冷战的结束会导致国际制度的解体（Mearsheimer, 1990, 1994—1995）。然而，20世纪90年代，欧盟制度得到了扩大和强化，北约的成员国增多，活动范围扩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任务范围拓宽，在争端解决方面被赋予了实质性权力。一些观察家担心，国际制度会被再现勃兴之势的美国霸权所收编。但总体而言，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尽管有超级大国的对抗，但合作却可以在共同获益的前景下得以维持。

自“9·11”事件以来，我们进入了一个以美国极力使用其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为特征的新时期。美国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促使布什政府自认为其对盟国的需要已大为减少。2003年，布什总统决定入侵伊拉克，这一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在中东地区实行民主治理的宏大目标。鉴于美国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其欧洲和亚洲盟国试图限制美国行动，就几乎没什么出人意料的。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大了。

这样的利益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当代世界政治结构所决定的，这一点尚不明确。当然，我在1984年没有预料到美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会突然增大。相反，我认为合作的需求应该会不断增大。不过，如大多数观察家那样，我相信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的争斗会一直持续下去。无疑，苏联的解体使欧洲和美国在安全议题上发生纷争的可能性增大，这一纷争也自然会影响到非安全议题。然而在我看来，美国在2002年和2003年的政策转变受到了美国政府中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倾向的深刻影响。如果2000年的大选出现不同的结果，美国就不会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和传统欧洲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攻打伊拉克。

《霸权之后》并不能令人预判2004年秋发生的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的争执。但本书的观点却使我们可以预料到，美国在无视联合国的情况下，无法成功运用军事权力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美国没有通过单边主义实现其在伊拉克的目标，这支持了上述看法。如果《霸权之后》的观点是正确的，未来的美国政府要在各个议题上实现其目标，就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国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