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者的陈映真 试论康雄的三个形象（第2/6页）

三个康雄

我把康雄的形象分成了三个阶段：反叛者——空虚者——殉道者。我想从这三个阶段来把握康雄。

《我的弟弟康雄》的第一句话是“当我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写日记，也写信。”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少女，一个是日记。对应到康雄这边，他是个“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写了“三本日记”。康雄在日记里写道：“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而姐姐受到康雄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跟着毫无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们了。”小说交代得很清楚，这一对贫穷的姐弟，在青春的时候，以日记来反抗现实。他们是两个年轻的反叛者。同时小说里还隐含了两个模糊的反叛者，他们是这对姐弟的父亲和姐姐的画家男友。父亲是个“独学而未成名的社会思想者”，画家也会说康雄那样的“奇怪但有趣的话”。小说暗示了父亲和画家都有与这社会格格不入的一面，坚持自我并在寻找发言的机会的一面。所以小说一开始呈现的是一组反叛者，而不是一个。这一组反叛者都是独自战斗的，社会没能给他们反叛的条件和基础。陈映真很快就把两个模糊的反叛者处理掉了。父亲转向了宗教，而画家因贫困休学，卖身给了广告业。接着姐姐也因康雄的死，忽然决定嫁给一个富人。这四个反叛者的结局很清楚，父亲是信教，姐姐是结婚，画家是工作，康雄是自杀。除了康雄，其他三人都回归了社会，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这里可以读出来的意思是，50年代的台湾，在冷战结构下，不存在反抗社会的空间。而在小说内部，也可以看出，康雄的死是不被理解的，也是被重重包围的。

康雄的姐姐在这里不仅是叙事者，也是康雄的内心的探索者。作为姐姐，她不甘心，弟弟怎么就死了呢。同为反叛者，她也试图理解弟弟内心的道路。所以小说实际上有一种把康雄的内心剖析开来的努力。姐姐在这里的每一次内心转变都意味着对康雄的剖析更加深化。康雄死后，姐姐忽然愿意嫁给一个富人。康雄的死也带走了姐姐内心的一部分。因而姐姐对自己说：“一切都应该让它从此死灭过去罢。”姐姐在这里有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表面看来是放弃了理想，回去过日子了。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婚礼上，在神坛和神父的祝福前，姐姐感受到的不是幸福美满，而是“一种反叛的快感”。姐姐曾以思想和艺术来反叛社会，现在又以婚礼来反叛思想和艺术。反叛成为了她对看来神圣庄严的婚礼的感受，也成为了她的行动。这场婚礼是姐姐人生的一个转折，也成为了她更深地理解康雄的一个契机。婚礼给她带来的行动上的快感让她意识到，康雄从来没有过行动，从而让她理解到康雄的另一面，就是虚无者。

婚礼在小说的结构上是一个枢纽。一方面姐姐的生活变了，反叛在她那里也更加内化了。另一方面，借着这种转变，康雄的虚无者的形象也出现了。康雄的虚无是被姐姐的行动衬托出来的。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在什么意义上是虚无的？他不是在信仰和梦想的层面上是虚无的，他是在无法行动的层面上是虚无的。他的虚无的内涵是没有行动的可能。姐姐顺着这点，看见了康雄的等待，同时也看见了康雄的一个乌托邦的梦想。在那里，他“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康雄的形象在这里开始变得明确，一个贫穷的少年，以写作放抗社会，反思贫富，有一个乌托邦的梦想，一直在等待着。这是一个渴望行动而又无法行动的年轻左翼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陈映真的早期小说里以各种面目反复出现，《家》里面的“我”、《乡村的教师》里的“吴锦翔”、《故乡》里的“哥哥”、《苹果树》里的“林武治”，这个形象阴魂不散。陈映真把这些年轻左翼的困境和精神状态作为研究对象，写出了他们在没有行动条件下的一种共同的虚无状态。理想和现实在这里产生了深刻的断裂。50年代的台湾，在白色恐怖下，没有左翼的空间。陈映真写出了这种局面，也写出了年轻左翼在其中的处境，这些人大多是自杀和沉沦了。陈映真对这些没有条件行动，或许，也缺乏能力行动的左翼抱有极大的同情和尊重。证据，就在于他写出了这些人奋斗、挣扎和终于失败的过程。陈映真把这个过程展开来，让这些独自作战又独自幻灭的年轻人获得尊严，也让人看到，无法行动的虚无感弥漫在了50年代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