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颜料商

福尔摩斯在那天早上心情很低落，一直在思考着什么。这样的心情会经常对他那灵敏而实际的性格造成影响。

“他被你看到了？”他问我。

“你指的是那个才走的老大爷？”

“当然是他。”

“你，我和他在门口碰见了。”

“你对他印象如何？”

“是个可怜人，无所事事、贫困潦倒。”

“没错，华生。令人怜悯和毫无作为。但难道他会一生都这么令人怜悯和毫无作为吗？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写不正如他的经历这样吗？我们追逐着，想得到那些。但最终我们得到了什么东西呢？一团幻象，甚至比幻象更可悲——苦难。”

“你的主顾里有他吗？”

“嗯，我应该叫他这个。经常把他安排来。大夫治不了的病人就把他们移交给江湖郎中，就跟这个是一个道理。他们解释自己没什么法子，任何事情发生在病人身上都不可能让他比现在更糟糕了。”

“什么情况？”

福尔摩斯把放在桌上的一张名片拿起来，油腻腻的。“乔赛亚·安伯利。他说布里克福尔和安伯利公司的股东里有他的名字，他们做颜料生意，所以把名字印到了油料盒上。他有一些积蓄，61岁就不干了，买了刘易萨姆那里的一栋房子，一生忙忙碌碌，最后安静了下来。大家觉得他以后的日子算是有着落了。”

“的确如此。”

福尔摩斯把目光瞥向信封背面，上面有他写下的潦草记录。

“华生，他退休那年是1896年。和一个小自己20岁的女人在1897年结婚了，如果相片是真实的，那长得还挺漂亮。富裕的生活，美丽的老婆，空闲的时间——好像他现在走着非常光明的路。但如你所见，他在两年之间已经变了，世界上没有比他更贫穷、悲惨的人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样的道理，华生。朋友的背叛和女人的放荡。似乎象棋是安伯利唯一的一个嗜好。在刘易萨姆，一个也喜欢下棋的青年医生住在他附近。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做雷·欧内斯特。他常常光顾安伯利家，由于咱们这位不走运的主顾无论心里有多美，至少从形象上看一点都不吸引人，安伯利太太和他理所当然地越来越亲密。这两人一个礼拜前私奔了——不知所踪。更糟糕的是，老头的文件箱也被背叛他的夫人当做自己的私产拿走了，他一生的获得大半都在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那位夫人吗？财产能拿回来吗？现在来看这还是个平常的问题，可安伯利觉得是个异常重要的大事。”

“你是怎么想的？”

“亲爱的华生，你想如何做才是关键——前提是我讲的你明白。你了解两位科普特主教的案子我已经接手了，这个案子最关键的时刻就在今天。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刘易萨姆，而现场有很重要的证据。老头一直强调要求我去，我把自己的困难说清楚，他才答应我派个代表。”

“好吧，”他得到了我的答应，“我说明，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务，可我会尽力的。”

接着，我在一个夏季的下午走上了通往刘易萨姆的路上，完全没有察觉到一星期内国内热烈讨论的话题正是我在参办的案子。

那天我反馈情况时贝克街的夜色已经很深了。沙发深深的凹陷里塞着福尔摩斯精瘦的展开的四肢，呛人的烟草的烟圈慢慢地从烟斗里冒出来。他像刚睡醒似的，要是他不在我汇报中的停顿和疑点中从那对半睁着的灰色、明亮、锐利的眼睛里射出询问的目光的话，我会坚信他睡着了。

“黑文就是乔赛亚·安伯利先生的公寓名，”我对他解释，“我猜它会引起你的兴趣，福尔摩斯，一个下层社会的穷贵族用来描述它非常恰当。那种有着单调的砖路和令人不耐烦的郊区公路的区域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他的家就在它们中间的一个具有古文明的、舒适的孤岛上。高墙上长着晒得干硬的苔藓，围绕在四周，这样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