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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三十分，人们开始陆陆续续离开办公室。现在是夏天，外面依旧阳光明媚。有的同事会跟每个人道别、道晚安，还不时停下看看各自晚上有什么安排。她更喜欢匆匆离开。她戴上太阳镜，检查了四次包包，看看手机、手机充电器和钥匙都带好没有。有一次忘了带钥匙，她只好又大老远地跑回来，那真是太糟糕了。现在她把所有东西一股脑丢进包包，检查钥匙，再打开钱包，然后皱起了眉头——只有三十七元钱，够打车回家，但是不够再打车来上班了。她要走路回去。生硬地冲戴丽[1]（不错，她就是叫戴丽）挥挥手，冲汉娜点点头，安东尼娅在办公室那头冲她说了声“再见！”她就走出办公室，来到外面的接待室了。她在一个白色的小平板电脑上扫描了一下ID卡，走进另一道大门，来到大厅。大厅通往出版社同一个楼层的其他办公室（负责关于战争和海难的非虚构类严肃题材）和化妆间。化妆间，多白痴的名字。毕业的那年夏天，她和沙拉第一次在外面租房子，住在东村一间可怕的公寓里，她一度想把卫生间说成“茅房”，沙拉对此毫不介意。

化妆间照明不太好，没有窗户。罗伦洗了把脸，那种水龙头简直叫人发疯：你按一下出十二秒钟水，然后自动关闭，你得不停地按啊按。她刷了牙，检查了自己的腋窝，还好。从地铁口走路到办公室没怎么出汗。她把头发往后拢了拢。头发还有点儿湿，不过没关系。她的发质一向很好：十分浓密，精致的发卷自然地垂下来，一点儿都不死板，学会里有个女孩曾经非常羡慕她的头发，从那时候开始，她就对自己的头发感到骄傲。她没戴首饰，连手表都不戴。她穿上不知道打哪儿淘来的嬉皮风裙子，或许是墨西哥。裙子就藏在搭在椅子后背上的束带羊毛衫底下，比她平时上班穿的衣服都漂亮。她换上高跟鞋，一身“我要去参加派对”的装扮。她涂了点儿口红，又刷了刷眼睫毛，就匆匆走了出去。她可不想让别人看到她在卫生间里化妆，以为她像个窝囊废似的，为了赴约精心打扮自己。

罗伦在五十七号街东头坐上巴士，然后打算换乘另一辆沿着第二大道往前走，可是等了八分钟之后，她失去了耐心，干脆步行。就算出了汗，她也不会有汗味。应该没关系。她穿过一脸茫然的游客群，往前走，路上碰到跑步的、遛狗的，还有一个小老太太。几个同事和朋友在路边小咖啡馆里喝着冷饮。典型的曼哈顿户外餐饮形式，罗伦一直都无法理解，感觉闻上去全是汽油味和尿骚味。

胡克和露露的房子爬满了常春藤，窗口花坛生机盎然，那是露露的杰作。客厅的窗子敞开着，罗伦听到派对的声音从里面飘出来：宾客彬彬有礼的聊天声，不时夹杂着的儒雅谈笑声，此起彼伏的打招呼声，脚步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有失礼貌的宾客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不一而足。尽管外面光线还很好，但是她脑海里浮现出房子里面灯火通明的景象，像在演戏。灯光洒在门廊和走道上。窗户里透出一丝异样的风情。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像博物馆的透景画，百货商店的半身照片。房子里总是灯火通明，像在举行派对，胡克、露露和沙拉的生活一直都像派对。

在这种派对上，你不用按门铃，而且，她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按过他们家的门铃了。她来来往往习惯了，或许很久很久以前按过吧。她走进大门，客厅里人很多，一个身穿黑色POLO衫和黑色短裤的漂亮女孩走进来，只见她腰间围着樱桃色的围裙，手里托盘上的东西老远看过去就觉得可口。参加派对的男人各个西装革履。这种派对上，人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西装革履，哪怕在床上呢。当然也有女人。远处某个地方传来露露的声音，你总能听到她的声音。她从喉咙深处发出哈哈大笑声，说话的时候夹杂着各种语言：她的母语西班牙语、永远不会完全美国化的英语，为了强调效果，适当的时候再加点儿法语。罗伦能想象她的样子，她侧身站着，头微微后仰，有点儿像萨金特引起公愤的肖像画——后来他不得不进行修饰，加了一条裙带。露露总是那样站着，她觉得要把自己“好看的侧面”展现出来。罗伦穿得不够隆重，只穿了一条棉布裙。不过，她的年轻足以弥补这点不足。她不是那种穿着无领西装的强势的几何老师，也不是穿着铅笔裙的博士。她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到处都看不到胡克的身影，她沿着楼梯向二楼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