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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二年级的第一天，我遇到了玛丽·约瑟夫（Mary Jo-seph）修女，她很年轻，刚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从她的眼中，我可以看到一种平静，一种吸引着我的温柔平和。玛丽·约瑟夫修女已经对我有某种程度上的了解了，因为过去的两年，她教过我的哥哥们。我很惊讶她可以这样轻易地读出我的名字，我一年级的老师玛丽·乔治（Mary George）修女也教过我的哥哥们，但是她还是为我名字的读音和我糟糕的英语感到困扰。我总觉得我给她添麻烦——我是那个必须要她放慢速度的人，那个有着她读不出来名字的人。

开学之后，玛丽·约瑟夫修女很注意我。或许她知道我的家里发生了什么，所以一直照顾着我。我不清楚她知道了多少，但是她一定是察觉了什么。她总是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手上和手指上的淤伤是怎么弄的，她注意到我总是缺席并且私下问我原因，如果父亲打坏了我的鼻子，她也很快发现。但是我已经被教育得对家中发生的事保持沉默，父亲告诉我不可以透漏给任何人，即便那个人关心我。

学年初的时候，警察局来到我们学校，说他们要做的事就是保护大家。在那不久之后的某个晚上，我听到厨房传来母亲的尖叫声。我很害怕，跑下楼帮她，母亲跌倒在地上哭泣着，她的嘴角流着血，一定是父亲打了她。父亲拿着刀站在她面前，大喊着什么。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到客厅里找到电话，就像他们之前教过的那样打电话报警，我告诉接电话的女人：爸爸要杀了妈妈。

母亲听到了我的声音，对我大声喊：“不要，奥尔加。”在我给接线员地址之前，父亲大步走过来挂断了电话，抽了我几巴掌之后冷静了下来，坐在客厅等待警察的到来。他告诉我警察来后要我去开门并且打发他们。母亲清理干净自己，紧张地在门厅等待着。

警察来到我家时，我打开大门，我们三个人一起站在门廊。警察试着跟父亲谈话，他们发现父亲无法说英语，又试图跟母亲讲话，但是警察还是听不懂她的多米尼加口音。然后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我看着地板说了个谎，我说我们在学校学过怎么叫警察，我只是想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会来。他们站在门厅几分钟，仿佛不知道是去是留。最后，其中一个警察蹲下来看着我的脸，严厉但是温和地说：“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点点头，他们便离开了。

父亲让我和母亲在门厅等着，他去了地下室，牵出我们的一条狗。他一言不发，将那只狗在我们身边杀死。母亲和我都没有说话，但是我想我们两个都知道他的意思：如果我再打电话叫警察，他会杀了我们。

我不想失去玛丽·约瑟夫修女，也不想让什么人面对与父亲对抗的风险。所以当她问起我的伤口时，我总是撒谎。母亲为我写假条，以各种借口敷衍我的缺席。尽管如此，我觉得有玛丽·约瑟夫修女在照看着我，这让我觉得有些安慰。她与母亲定期见面，就像她教哥哥们的时候一样，她说她想告诉母亲我在学校的近况。

玛丽·约瑟夫修女最初是与母亲谈论我的功课，然后开始讨论一个月甚至是一个学年的计划，之后她又问起我的伤痕、我的病情以及我为什么总是看上去很疲惫。我在房间的后面，假装专心致志地看着彩色绘本，其实我在听她们的对话，我听见母亲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淘气了。玛丽·约瑟夫修女不会质疑母亲的解释，或者想要得到更多的信息，但是她建议我参加一些学校的课后活动，我可以多学一些英语和天主教义，或者提高我的西班牙语写作能力，她还希望母亲可以让我参加学校的篮球队，母亲自然同意这些建议。我每多参加一个活动，就可以多一些时间与玛丽·约瑟夫修女待在学校或修道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