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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不知道，每天凌晨，母亲都要收听一个来自马拉加的秘密电台，她早已听过这些消息。

“这可能就是结局。”安东尼奥说，“也许佛朗哥可以为所欲为了。”

伊格纳西奥刚刚走进咖啡馆，听到了安东尼奥的评论，他找到了安慰母亲的机会。“好啊，妈妈，”他说，“只要佛朗哥一宣布胜利，您的埃米利奥就回来了。”

“那可就谢天谢地了。”她不禁微笑起来，“可是，这难道不应该取决于他所受的指控吗？”

“应该是这样。不过，我敢肯定，指控没那么严重。”

有时候，伊格纳西奥会设身处地地抚慰母亲，这让他稍感心安，也减轻了他偶尔产生的内疚。很可能是他轻率地谈论弟弟的同性恋倾向，才导致弟弟被捕。如果预料到弟弟遭受的判决竟这样苛刻，带来的悲伤竟这样沉重，无论埃米利奥多么让他恶心，他都会更谨慎。

佛朗哥并没有像伊格纳西奥预料的那样在马德里迅速取得胜利。精疲力竭的马德里市民看到一群身穿制服的士兵正在行军，一开始还以为是国民军的部队，但很快就发现弄错了，不免有些惊讶，但更多的是喜悦。嘹亮的革命歌曲和清晰的《国际歌》旋律告诉他们，这些是国际纵队的成员。他们像魔法一样降临，前来援助市民。其中有德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他们对马德里市民说，自己将英勇无畏地奔赴前线。

那些强烈信奉自由主义的无政府运动的成员，也许并非纪律最严明的战士，但也来帮助马德里人民抵抗佛朗哥了。大学城中又爆发了一些斗争，包括袭击国民军控制的医院。这个地区迅速回到共和军的手中，前线再次重新划定。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伊格纳西奥正在浏览当天的右翼报纸，了解马德里的最新消息。家里其他人都难以忍受这些带有偏见的右翼报纸，但伊格纳西奥不同。仿佛炫耀一般，他偏要读这样的报纸。他嘀嘀咕咕地评论道，佛朗哥放弃了为马德里而战，真是可惜。此时，素来温厚的父亲也忍无可忍。

“伊格纳西奥，”巴勃罗终于爆发了，“你真的认为士兵有权杀害无辜的人？”

“哪些无辜的人？”伊格纳西奥并不隐藏自己的轻蔑，“您说的‘无辜’是什么意思？”

“我当然是指马德里的普通市民！那些被炸得粉身碎骨的妇女和儿童干什么坏事了？”

“那么，那些囚徒呢？他们都不应该死，难道不是吗？别跟我谈什么‘无辜’！这东西根本不存在！”伊格纳西奥用拳头砸向桌面。

伊格纳西奥指的是月初被处死的一千名国民军囚徒。马德里这座城市中，既有人同情共和军，又有人同情国民军。军事政变发生时，许多被骗来的国民军士兵被迫到处藏身，但很多人还是被揪了出来，投入监狱。十一月初，国民军似乎马上要占领马德里，人们十分担心狱中的国民军此时会加入侵略军的队伍。所以，那些急于保护首都的共和军士兵将狱中的一千名囚徒撤到郊外，残忍地枪毙了他们。

巴勃罗沉默了。即使是这位顽固的共和国支持者，此时也为刚刚发生的事情羞耻。他走开了。有时候，比起与儿子争执，沉默更容易。虽然他完全不赞同儿子，但伊格纳西奥最后几句话说得简直太对了。在这场战争中，有时很难说清谁是无辜者。

格拉纳达城中的恐怖事件仍在发生。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天色微暗，鹅卵石在街灯下闪耀着金属光泽，两名国民军士兵走进了咖啡馆。这次，他们没必要猛捶玻璃板。咖啡馆门户大开，坐满了正在喝午后咖啡的顾客。

“我们想随便看看。”一个士兵对巴勃罗宣称。如果只是打算让大家放心，他的举止未免太过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