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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经验最丰富或是最接近退休年龄的人，才认为这封信是个诱饵。在这种情形下说“不行”很容易，说“可以”则需要勇气。然而，那些说“不行”的人的意见往往会被听取，尤其是在海顿事件之后，于是支持反对的双方一时陷入了僵局，谁都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写信给奥斯卡，让他再搞点旁证。他怒冲冲地回信质问我们到底信不信任他，而且这次他还坚持要见面。“要么见面，要么一切免谈。”他在信中说。见面地点定在波兰。赶快安排，否则永远别想再见到他。

总部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请求上头允许我去见奥斯卡。情报站里不相信这件事的人说我疯了，相信的人则说这是唯一正当的做法。两派人的话都不能让我信服，但我想要弄清真相。这可能也是为我自己吧，因为从梅布尔最近流露出的一些迹象看，她似乎想从我们的关系中抽身离开，而我对自己的评价向来也并不太高。总部选择了不信者的立场。我提醒他们说，我有在海军工作的背景。总部犹豫了，说“不行，但可以看看再说”。我提醒他们说，我会讲两种语言，我那强势的荷兰性格可是经历过考验的，这一点也得到了我们在荷兰的联络员的宽恕，因为他想在其他方面得到照顾。总部权衡了各种风险和可能的选择，最后说：“好吧，但只能去两天。”也许他们想明白了，自从海顿事发之后，我反正也没有多少秘密可以泄露。我匆匆忙忙地整理好掩护身份的资料，趁着他们还没改变主意之前赶紧动身。我乘坐的飞机在格但斯克机场降落时，气温是零下六度。街道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雪，而且雪还在不停地下，静谧的气氛让我觉得很安全，虽说这么想有失谨慎。但我并不打算冒任何风险，相信我。我也许是在寻找真相，但我也绝不是什么傻瓜。

格但斯克的旅馆都一样可怕，我住的地方也不例外。大堂散发着一股消毒过的小便池的气味；登记住宿的手续简直跟领养孩子一样麻烦，而且花的时间还更长。给我登记的房间后来发现已经住了人，那位女房客说的语言我根本听不懂。等到我找到另一个房间，再让女服务员把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种种恶心痕迹清理干净，天色已近黄昏，我该让奥斯卡知道我已经到了。

每个情报员都有自己的个人风格。档案上说，奥斯卡夏天的时候喜欢钓鱼，我的前任曾经在河边跟他有过好几次成功的交谈。他们甚至还一起钓到了几条鱼，不过因为受到了污染，这些鱼根本没法吃。但当时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只有小孩子和受虐狂才会跑去钓鱼。到了冬天，奥斯卡的习惯就变了，他喜欢到港口附近一家专门招待小官员的俱乐部去打台球。这个俱乐部里有一部电话。我的前任会说波兰语，他想和奥斯卡见面的时候，只要往俱乐部打个电话找到他，两个人兴高采烈地谈论一番，谈话的基础就是他假称自己是奥斯卡在海军的老朋友，名叫莱赫。然后奥斯卡会说：“好吧，明天我在我姐姐家见你，咱们喝一杯。”这话的意思是：“一个小时之后，开着你的车到某某街的拐角接我。”

可是我不会说波兰语。另外，按照海顿事件之后制定的谍报技术法则，重新动用一名间谍时决不能采取原有的工作程序。

奥斯卡在他的信里提供了三家咖啡馆的电话号码，还有他可能待在每一家咖啡馆里的时间。之所以提供三个电话号码，是因为其中某一部电话很有可能会坏掉或是占线。如果三个号码都不管用，那么我们就得利用车子来接头，奥斯卡也说了我应该在什么时间站在哪一个电车车站等他。他还提供了他新买的那辆蓝色特拉贝特121的车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