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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陷落”之后，上校觉得没必要再搞得那么微妙了，于是仅仅在几天的时间里，他就把一些忠于我们的情报员灭了口，在此之前他始终没去惊动那些人。死者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上升，我们把它称作“耶日的暗杀名单”。我们备感挫折，同时也对耶日这个家伙产生了刻骨的仇恨。他杀害了我们手下的情报员，有时候甚至连审判的程序都懒得走，而是听任审问者一直把他们折磨致死。

把慕尼黑视为通往波兰的跳板，这个想法或许有点奇怪。但几十年来，慕尼黑始终是许多波兰行动的指挥中心。我们领事馆地处绿树成荫的郊区，附属建筑房顶上的天线日夜监听着我们在波兰的情报员发出的信号——往往只是公开电台讲话时夹在词句中间的短短一声“哔哔”。收到信号后，我们会按照事先约定的程序向他们发送一些安慰的话，并下达新的指令。我们从慕尼黑发送寄往波兰的信件，信件中藏有密写的信息。如果我们的情报员设法离开了波兰国境，我们也会带着他们从慕尼黑出发，到别处听取情况汇报，盛情款待他们，倾听他们的烦心事。

如果我们站里的情报官员确有必要亲自前往波兰，同样还是得从慕尼黑出发。我们总是独自一个人去，通常会假扮成到波兰参加交易会或是展览会的外地生意人。在某个路边的野餐地或是小巷里的咖啡馆，我们的使者会短暂地和弥足珍贵的情报员们面谈，办完事情之后就各自离开，大家都知道油灯又已经加满了。没干过情报员的人，不可能想象出那意味着怎样的一种信仰上的孤独。能在恰当的时候和一位好心的情报主管喝上一杯不怎么好的咖啡，这也会让一名情报员的士气高涨几个月。

因此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在慕尼黑工作的任期刚刚过半（特奥多尔教授和他的随行人员也动身去了美国，这可很受欢迎），我坐上了一架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华沙飞往格但斯克，口袋里装着一本荷兰护照。护照上称我是来自奈梅亨120的弗朗茨·约斯特，四十年前出生。根据我以商人身份填写的签证申请表，我此行的任务是代表一个西德农业联盟去考察预制的农业建筑。因为我有一些工程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凭这点本事和他们农业部的官员们换换访问名片肯定是绰绰有余。

我的另一个任务则要复杂一些。我要寻找一个名叫奥斯卡的情报员，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可六个月之后他竟然又起死回生。宛如晴天霹雳，奥斯卡往以前的一个掩护地址给我们寄了一封信，信中用的是他的密写工具，详细描述了从他第一次听说有人被捕直到现在，他做过的、没做过的所有事情。他始终保持着冷静。他还在继续自己的工作。为了不让别人怀疑到他，奥斯卡匿名检举了他所在的档案部门里的一位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工作人员。他就那么等着，几个星期之后那个工作人员不见了。他深受鼓舞，就继续等下去。他听到一些谣传，说那个工作人员已经招供。以耶日上校那些“温和”的服侍手段而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又过了几个星期，他渐渐觉得自己安全了。现在他已准备重新开始工作，可是得有人告诉他该干什么。为表达他的坚定态度，他在信中的第三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句号处粘贴了密点，这些都是原先约定的位置。密点中微缩的内容放大之后，是多达十六页的绝密命令，都是波兰国防部下达给耶日上校的部门的。圆场的分析师称文件“较可信，暂定为可靠”，他们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评价，就等于兴高采烈地承认了文件的真实性。

你肯定能想象到奥斯卡的来信在站里激起了怎样的兴奋情绪，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虽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奥斯卡！相信他的人们惊叹道。那家伙可真厉害！身陷一片废墟还能活蹦乱跳！奥斯卡有本事摆脱困境，准没错！奥斯卡，我们久经考验的波兰海军部职员，安插在格但斯克海岸防御指挥部，当地情报站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特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