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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让你来决定，你会派本去柏林吗？”

“会，当然会。没有理由不派他去啊。”

“这么说，你派他去的理由是什么呢？”

“本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地道的德语。他聪明过人，灵活机变。别人都愿意遵从他的指示。本的父亲在战争中的表现出类拔萃。”

“我记得你母亲也是这样。”

史迈利指的是我母亲在荷兰抵抗组织中做的工作。“那他都干了些什么？我是说，本的父亲？”史迈利接着问道，好像对此一无所知似的。

“破译密码。”我带着本的骄傲之情答道，“他得过数学学位考试优胜奖，是个数学家，一望而知的天才人物。他协助构建起了针对德国人的策反体系——策反德国的情报员，再让他们回去给我们效力。我母亲和他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本很佩服他吧？”

“那还用问吗？”

“我的意思是，本谈到过这些事？”史迈利坚持问道，“是不是常常提起？父亲的经历对本来说意义重大，你有这样的印象吗？”

“他只说过，那是他必须达到的标杆。他说母亲是个德国人也有好处，你不想努力都不行。”

“天哪，”史迈利郁郁不乐地说道，“可怜的人。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你没做修饰吧？”

“当然没有！他说，有他那样的家庭背景，在英国你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才能保证自己不掉队。”

“我的天，”他又说了一遍，“太不公平了。你觉得他有精力吗？”

他又一次把我搞懵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从来没觉得精力会不够用。

“什么样的精力？”我问道。

“呃，我也说不好。在柏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这需要怎样的精力？我觉得要有双倍的胆量——这总是一种压力。双倍的酒量，好保持头脑清醒。还有女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敢肯定，不管需要什么能耐，本都没问题。”我忠诚地说道。

史迈利把茶巾挂到一颗弯头钉子上，看样子那是他自己给厨房加的装饰。“你们俩谈论政治吗？”我们端着威士忌朝起居室走去，他这么问我。

“从来不谈。”

“那么我敢说他很可靠。”他说着忧伤地轻声一笑，我也笑了。

初次看到一栋房子的时候，它总会给我留下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印象，而史迈利的房子无疑是女性化的：漂亮的窗帘、雕花的镜子、充满女人味的精巧装饰。我心想，不知史迈利跟谁一起过日子，或者是没跟谁一起。我们坐了下来。

“如果你不打算re派本去柏林，会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接着问道，从眼镜上方能看到他带着笑意的和善眼神。

“呃，只会是因为我自己想去。谁都希望能有机会去柏林。那儿可是前线。”

“他就这么失踪了。”史迈利解释说。他往后靠着，似乎闭上了眼睛。“我们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我把我们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上个星期四，他越境到东柏林去见他的情报组长，一位名叫汉斯·塞德尔的先生——你在《新德意志报》上能看到他的照片。那是本第一次单独和他见面，是件大事。本在柏林站的上级是哈格蒂。你认识哈格蒂吗？”

“不认识。”

“听说过他吗？”

“没有。”

“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没有。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请原谅。有时候同一个答案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含义，要是你明白的话。”

我不明白。

“在柏林站，哈格蒂是仅次于站长的二号人物。这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本有固定的女朋友吗？”

“据我所知没有。”

“不固定的呢？”

“你只要跟他去跳场舞就知道了，姑娘们都围着他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