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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记得没错，人事组头儿刚才用的这套关于体育运动的比喻，和当年巴雷·布莱尔叛变之后他用过的差不多。当年他撤掉了我苏联处处长的职务，把我打发到了讯问处，那地方简直跟老弱家畜屠宰场一样。

他又点了两杯阿马尼亚克酒7。“顺便问问，梅布尔怎么样啊？”他接着问道，好像刚刚想起来她似的，“有人跟我说，她已经把差点8减少到了十二——还是十？我的天啊！哎呀，我可指望你了，千万别让她靠近我！你觉得怎么样？工作日在沙拉特，周末回坦布里奇韦尔斯9，我觉得这可是职业生涯的辉煌顶峰。你说呢？”

你还能怎么说？你只能照搬别人在你之前说过的话。有能力的，就做事；没能力的，只好教书。而他们教的，恰恰是自己再也无力去做的事，因为他们或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或心力交瘁，早没了那股一往无前的劲头；因为他们见得太多，压抑得太多，妥协得太多，最终得到的回报却太少。于是，他们想要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重新燃起自己往日的梦想，借着年轻人的火焰来温暖自己。

写到这儿，我就得接着说史迈利那天晚上演讲时的开场白了，因为我觉得他的话突然间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我邀请他来，是因为他是往昔的一位传奇人物。但我们所有人却欣喜地发现，原来他竟然是个敢于打破传统、展望未来的预言家。

我不打算向你赘述史迈利介绍全球局势时说的细枝末节。他说到了中东的情况，这显然是他担心的一个地方。他探讨了殖民权力在所谓“后殖民时代”的种种局限性。他讲了第三世界、第四世界，还提出了“第五世界”的假想，质问有没有哪一个富国真正关心过人类的绝望和贫困，看来他毫不怀疑答案是“没有”。他对“冷战”结束后间谍职业也行将消亡的想法嗤之以鼻。他说，每当一个新的国家从“冷战”后的冰雪中诞生，每当一个新的联盟形成，每当一个民族重新找回自我和激情，每当一种原有的状况被悄然瓦解，间谍们都得加班加点地工作。后来我才发觉，尽管他的演讲比正常时间长了一倍，我始终都没听到哪怕一把椅子咯吱作响，或是杯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即使后来学生们拖着他去了图书馆，让他坐到壁炉前的贵宾位置上，听他接着说，说那些离经叛道、颠覆权威的话，周围也没有丝毫别的动静。我的这帮孩子可都是些难对付的家伙，结果他们都迷上了乔治！除了乔治充满自信、娓娓道来的嗓音，还有他出人意料地自嘲一番或是坦承失败时听众中爆发出的笑声，我没听到一丁点儿其他的声音。我和学生们一起聆听着，分享着他们的激动，心想：我们老去的机会也就只有一次啊。

他给学生们讲的情报案例我从来没听说过，而且我敢肯定没经过总部任何人的事先批准，更别说我们的那位法律顾问帕尔弗里了。当我们从前的敌手纷纷走向开放的时候，帕尔弗里的反应却是封门闭户；即使是毫无用处的秘密，但凡他那双顺从的手能接触到，也都被他上了两道锁。

乔治详细谈了他们今后作为情报员管理者的角色。他认为在业已改变的世界之中，这个角色代表的形象不仅有情报部传统意义上的导师、领路人、家长与扶助者，还有支持者、婚姻顾问，更得知道如何去宽恕、安抚和保护。身为情报员管理者的男男女女，都得有本事把应对假想中最糟糕的状况当做家常便饭，从而成为下属情报员心目中最理想的搭档。他说，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把彭斯10的诗句变动了一下：“间谍再怎么样也还是间谍。”

然而，乔治刚向他们描绘过这美好的前景就转而告诫道，要警惕自己本性的丧失，因为他们得去操纵别人，而他们自然的情感也可能会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