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真相大白（第4/12页）

“现在我们来分析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凶手与剧院密切相关，却不是演员。”警官顿了顿，深吸了一下他珍爱的鼻烟，“后台的工作人员可以排除，因为他们当中没人穿晚礼服，而这是带走菲尔德的高顶帽所必需的。同样道理，收银员、引座员、看门人和其他小职员也可排除。宣传员哈里·尼尔森也穿着普通的便装。经理潘泽尔穿了全套礼服，没错，但我费心量过他的帽子尺寸，发现他的帽子是六又四分之三号——码数出奇的小。他不可能戴上菲尔德的帽子，菲尔德的帽子是七又八分之一号。我们在他之前离开剧院，这没错。但是，在我出来的路上，我明确指示托马斯·韦利要一视同仁地像搜查别人一样搜查潘泽尔。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在潘泽尔的办公室出于责任感检查了他的帽子，发现那是顶圆顶礼帽。韦利随后报告，潘泽尔是戴着这顶礼帽离开的，没拿其他帽子。现在——假如潘泽尔是我们所要找的人，那么他可能会带着菲尔德的帽子走出去，尽管帽子太大，但他可以拿在手上。可是，他是戴着圆顶礼帽离开的，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他不可能带走菲尔德的帽子，因为他一离开剧院，大门就锁上了，没有任何人——我值班的手下可以保证——没有任何人进入剧院，直到周四早上在我眼皮底下才打开门。理论上讲，如果能将菲尔德的帽子藏在剧院里，那么能这样做的人，比方说潘泽尔或剧院的任何员工，都有可能是凶手。但这最后的假设也被我们的官方建筑专家爱德蒙·克鲁的报告推翻了。他明确地说，在罗马剧院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秘密的藏匿处。

“排除了潘泽尔、尼尔森和职员，就只剩下演员的可能性了。我们最终是如何缩小侦查范围至巴里的，我先卖个关子。这个案件最有趣的部分其实是一系列令人惊讶、错综复杂的推理，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真相。我说的是‘我们’——其实我该说是埃勒里……”

“作为一名警探，你真是位害羞的人，”克罗宁咯咯笑道，“哎呀，这比侦探故事还精彩。本来我现在该干活儿了，但我的老板似乎跟我一样感兴趣——说下去吧，警官！”

奎因微笑着继续讲。

“将凶手身份追踪到演员这一事实，”他继续说道，“回答了一个可能曾出现在你们脑海中、从一开始就困扰我们的问题。起先，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选剧院作为秘密交易的会面地点。你停下来想想，在一般情况下，剧院有诸多不便。只要提一件事：为确保隐私，必须多买几张周围的戏票使座位空着。与其他方便得多的会面地点相比，选这种乱糟糟的地方简直愚蠢之至！剧院大部分时间是黑暗的，并且安静得令人不安。任何意外的声音或谈话都会被注意。观众也是不时的危险——有可能被人认出。不过，当你意识到巴里是个演员时，所有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从他的观点来看，剧院很理想——因为当受害人被人发现死于正厅前排座位时，谁会怀疑演员是凶手呢？当然，菲尔德默许了这一安排，丝毫没料到巴里脑子里在想什么，也没料到共谋了自己的死亡。你们想必记得，他一向与危险人物打交道，即使有点怀疑，也以为自己能对付。这或许使他有些过于自信了——当然，我们无从知晓。

“让我们再次回到埃勒里——我最喜欢的话题。”警官继续说，像平常那样干笑了几声，“除了这些关于帽子的推断——实际上，在这些推断出现之前——埃勒里在艾夫斯-波普家见面时就首先发现风吹草动的迹象了。很明显，幕间休息时，菲尔德在内巷跟弗朗西斯·艾夫斯-波普搭讪并不仅仅是出于调戏。在埃勒里看来，这两个相隔较远的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弗朗西斯必须知道这种联系。她很肯定以前从未听说过或见过菲尔德。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她，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假若斯蒂芬·巴里和菲尔德相识，而弗朗西斯却不知晓，那种可能的联系也许就是斯蒂芬·巴里。比如，如果菲尔德周一晚上在剧院与那个演员有个约定，并突然见到弗朗西斯，他很可能在半醉的状态下斗胆接近她，尤其是他和巴里之间的话题与她有较深的关系。至于为何认出她——成千上万看日报的人都熟悉她的脸——她是经常拍照的年轻社交界名媛。菲尔德以其全面的商业手段，理所当然熟悉她的相貌和外观……但回头再说这个三角关系吧——菲尔德、弗朗西斯、巴里——我稍后会详细说明。通过照片和其他新闻方式，大家都知道巴里已与弗朗西斯订婚，是她的未婚夫。你们一定意识到了在此案中，演员中除了巴里外，无人能满足这个问题：为什么菲尔德与弗朗西斯搭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