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3/22页）

就在莎菲莉亚被杀害的2003年，“荣誉谋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进入了英国的司法体系——这一定义是伴随涉嫌谋杀自己十六岁女儿赫苏·尤尼斯（Heshu Yones）的阿卜杜拉·尤尼斯选择伏罪而确立的。尽管该事件曾几经波折，但基本事实是很清楚的。1991年，尤尼斯一家从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逃走。赫苏的父亲做起了库尔德爱国联盟在伦敦的志愿者。赫苏在西伦敦的威廉·莫里斯学院读书时，曾多次向老师表示自己对强迫婚姻的恐惧，但都遭到了无视。当她的父母发现了她与一个信基督教的黎巴嫩男孩的亲密关系时，她不得不从家中逃走——正是学校的老师以那个男孩让他们的学生（赫苏·尤尼斯）在课业上分心为由，向她的父母揭发了这两个孩子的关系。事实上，女孩早早就被安排好嫁给自己在库尔德斯坦（另一种说法是巴基斯坦）的表兄，还要经受令人屈辱的“童贞检查”。当她被追回来时，她的父亲怒不可遏，威胁要杀了她，还好她的母亲和兄弟进行了阻拦。他们回到了英国，不久她的兄弟们发现了女孩反复表达自己想要逃走的私人信件。她因此被囚禁在房间里，最终被她的父亲“伤害致死”——她的父亲随后割了自己的喉咙，然后跳下了自家的阳台。[1]

在审判前的访谈中，阿卜杜拉先是否认对自己女儿的死负有责任。他狡辩说女孩是自杀的，而自己因为万分悲痛，所以才从阳台上跳了下来，希望也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地的阿拉伯社区为他筹措了高达125000英镑的保释金。但他不得不面对那些与他说辞完全相反的证人和自己良心的拷问。最终，他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因此被免除了死刑，判处终身监禁。在评论者尤恩尼·威坎（Unni Wikan）看来，这一事件体现的是“一个特定社群糟糕的集体价值观，让一个男人认为杀死自己的女儿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尽管这一事件本身“更多地还是体现悲剧性本身”。威坎自己是个致力于拓展跨文化理解边界的人类学家，她的作品《法蒂玛的荣耀》（In Hon-or of Fadime）是关于法蒂玛·萨西达事件的研究专著。2002年，这个有着瑞典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二十六岁女孩，同样被自己的父亲杀害。事件本身使她个人具有的所谓“意义”得到升华。“我有几次犹豫不决，因为我好像为我不想同情的人提供了太多同情。”萨西达在公开的网站上这样写道。她的困境对我们也有所启发。“荣誉谋杀”这类犯罪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中有太多的不可理解。兄弟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姐妹，父母又是怎样地丧失人性，才会对自己的孩子痛下杀手？但很多时候，问题本身就隐藏了自己的解答：它是无解的，而它的不可理解与它的非人性因素紧密相连。它们的发生提供的是一种边界，让我们见识到人类理性之外的世界，人们对某些行为的判断法则已经超越了人性界限。这些事件通常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什么故事好讲，没有什么声音会被听见，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心灵需要被理解。但事实是，我们有太多内容需要从这些死去的女人身上了解——关于她们的家庭和她们自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一章里，我会把矛头指向那些所谓的质疑者，考察他们为何会认为莎菲莉亚在说谎。

赫苏·尤尼斯的案子，不仅因为让英国司法界历史性地第一次使用了“荣誉谋杀”这个名词而令人印象深刻，赫苏自己说的话同样值得人们铭记。她在逃跑之前给父亲的告别信里这样写道：“喂，你这个出手很重的老头儿，我希望你可以享受在我身上测试你有多大力气的日子，成为一个接受者也很有趣。就这样，很好。”事实上，在杀死她之前，尤尼斯就常常以种种借口多次殴打女儿，但这并没有引起学校的重视。而在这封信里，赫苏的口气是顺从的，充满了自责和冷静。我们甚至忍不住要说，这声音听起来很像是来自“新新人类”：“但很明显，我不应该是你的一部分。我可以坦然接受你的责备，因为我并想成为你想要或期盼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