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

4.“荣誉”使然：莎菲莉亚·阿梅德，赫苏·尤尼斯和 法蒂玛·萨西达

男人也同样愚蠢。

他们竟信任女人，

将自己的荣誉托付给那些用同她们一样脆弱的苇草编成的小舟，

任其渐渐沉落水中。

——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

《马尔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1612-1613

我发出声响，我露出脸庞。

——法蒂玛·萨西达，2001年11月20日

2012年7月下旬的某一天，很多人——大部分是女人，聚集在英国切斯特皇家法庭外，等待着一场庭审的开始。

接受审判的是来自巴勒斯坦的阿梅德夫妇（Iftikhar and Farzana Ahmed）。他们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女儿——年仅十七岁的莎菲莉亚（Shafilea Ahmed）。从这桩案件的审理开始，这些人几乎每天都会守候在这里。她们并不是那些定期参与案件审理的“热心市民”，在此之前，她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从未涉足这里。但当我问及她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时，她们的观点却清晰而坚定：这对夫妇是有罪的。

这同样也是陪审团将要做出的裁决。事实上，根据死者妹妹阿丽莎的决定性证词，伊夫蒂哈尔·阿梅德和妻子法尔扎娜·阿梅德谋杀自己的亲生女儿莎菲莉亚的罪行已经是板上钉钉。莎菲莉亚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先是吞下漂白剂自杀，未果后又试图离家出走，这显然激怒了自己“无比看重名誉”的父母。然而，尽管妹妹阿丽莎（Ale-sha）在法庭上隔着特制的帘幕，勇敢地指证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莎菲莉亚的另一位妹妹梅薇什（Mevish）却依旧坚持着完全相反的证词——即便她已经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父母的谋杀行为，但她辩称自己的日记完全是虚构的。

有人告诉我，阿丽莎会因为自己的指证付出代价，毕竟她总要回到那个野蛮而暴力、仍然秉持着原始而愚蠢信仰的家庭中去。“即使这对夫妇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那也不是最完美的结果，”她对我说，并且悲观地表示，这样的状况还要“持续很久”。这种保守家庭所拥有的价值观使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十分团结，以致可以将罪恶的真相隐瞒如此之久。但即便是始终捍卫着“家族荣誉”的梅薇什，自己却同样曾被指责从家中窃取财物而遭到虐待。对于旁观者而言，尽管阿梅德家族幸存的两个女孩在法庭上的表现截然不同，但她们其实都证实了，在她们的成长环境中，这种家族性的“暴力权威”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在莎菲莉亚遇害之后不久，一份来自警方的监听报告表明，她的母亲曾精心指导自己的孩子们，该怎样回答警方关于这位“失踪的姐姐”的盘问。尽管这份监听记录并不足以在法庭上成为一份指控犯罪的证据，但它解释了是怎样的力量阻止人们找到事情的真相——当然，如果没有勇敢的阿丽莎，人们还不知道要等多久。

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一事件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生动地说明孩子与父母的矛盾往往会成为一个家庭苦恼的源头，同时也表现了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对立。而当法尔扎娜女士终于在法庭上把矛头对准了自己那专横的丈夫时，这种对立也漫延到了按伊斯兰教教义会“被神祝福”的配偶之间——尤其是“虔诚而重视荣誉”的阿梅德夫妇。

和那些常常出现在报纸上、令人扼腕的暴力案件相似，“阿梅德谋杀案”似乎不难吸引为数不多但很执着的追随者。她们会像看肥皂剧一样，关心着案情的走向，怜惜着死去的和仍在水深火热中的可怜女孩，同时表达自己的愤怒——一个朋友建议我把她们看成希腊悲剧中“复仇女神”，因为二者都以为自己才是正义的，所以即使是把罪人都撕成碎片也完全正当合理（当然法庭还是要宽容许多，他们甚至免除了小梅丽莎的牢狱之灾，尽管她也一度做出了违反事实的证词）。人们的这种反应，并非像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是带有种族性的——一旦遇到这样的案件，媒体似乎就像是有某种不可避免的条件反射一样，很自然联想起一整个世纪里，亚洲人在英国社会里是怎样的“格格不入”。于我而言，公众的——尤其是女士们的反应，是基于对莎菲莉亚之死的惊骇、对正义的渴望，以及对这之后冒着巨大风险说出真相的小梅丽莎——尽管她并非完全无罪——的赞赏。而这种赞赏，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旧观念的土崩瓦解：在这世上所有的“荣誉谋杀”中，女人们只能扮演受害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