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4/22页）

失望只会诞生于期望之中。

也许你期盼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我，可我无比希望能有一个与你不一样的父亲。”（着重号来自她的原文）抛开后来的恐怖事件，这封信恐怕可以出自任何一个青春期孩子的手笔：“生活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而对于旁观者，它只是人们乐意看见的样子。”但显然，如果她的父亲接受了她的观点，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这世界的千变万化，他就不会——或者说他就不会觉得自己应该去杀死自己的女儿。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意义重大的开头：这个父亲在自己工作的地方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上面说他女儿的行为就像妓女一样堕落。对女儿、母亲、姐妹的诽谤，通常都是来自于这样的流言蜚语。这些话有时候听起来有理有据，有时候就根本是无稽之谈。用约旦裔女作家法迪亚·法齐尔有关“荣誉”的论断来说，那些被怀疑有堕落行为的女人，“通常都要以命抵罪”（不过通常的情况还是要温和一点，这些女人更普遍的命运是被丈夫“打入冷宫”，未出嫁的女孩们大概会孤独终生）。2008年的一份题为“社群犯罪：英国的‘荣誉暴力’”的报告中，所谓的“社群凝聚力”被作为问题的核心加以讨论。这份报告来自于2007年成立的英国奇维塔斯（Civitas）智库，成员詹姆斯·布兰登（James Br andon）与萨拉姆·哈菲兹（Salam Hafez）一起描述了这种所谓的荣誉是怎样使“社群共同的认知凌驾于人类基本的认知之上，操纵人们的行为”。“社群认知”的错误往往显而易见，但由于这种操纵力太过具有影响力，即使它杜撰出来的故事“非常离奇”，人们也会去相信。如果一个女人被旁人“想象失节”，她就会受到众人的“审判”，这种审判通常是自发的，无关程序正义。因此荣誉暴力其实是社会权力幻想的堕落产物，一种因言语而起，因无法终止的传播而只得诉诸暴力实现终结的残忍行为。

“谣言来自于黑暗中的耳语。”法迪亚·法齐尔在她的作品《我的名字叫萨拉玛》（My Name Is Salma）中这样写道，“然后就会变成人脑中的一颗子弹。”她的这本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来自黎凡特小村子的女孩，在诞下一个私生子后逃到英国的故事。而在英国谢菲尔德女子救助中心“阿夏娜”工作的萨娜·布哈里（Sana Bukhari）则表示：“荣誉是让人们停止谈话的东西。”或者用在西伦敦哈默史密斯的家庭暴力调停项目工作人员穆罕穆德·巴里拉（Mohamed Baleela）的话来说，“耳语会传遍所有地方。”这无疑是个反讽，女人们总会被看成谣言的发起者，但这种情况下，她们已经被吓得不敢说话了。“不要误以为沉默就意味着一切正常，”雅思维达·桑茜拉（Jasvinda Sanghera）在2012年2月伦敦道蒂街内部法庭进行的“荣誉与暴力犯罪”研讨会上呼吁，“那恰恰是荣誉作为一种暴力的结果”。

谋杀并不会因人们的谈论而停止。它的最终目的，正是使那个被谋杀的对象彻底从人们的话语中消失。在一些——确切地说是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中，杀人凶手都会以自己的行径为荣，坐牢——如果他的归宿是监狱，更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因为那意味着他的荣耀又多了一个特殊身份的加持（这类犯罪里，荣誉是起因，也是结果）。但一个“不荣誉的”女人身上的气息是可恨的，她那不洁的吸引力会在她死后沾染到凶手身上。土耳其女人爱莎·欧瓦（Ayse Onal）是一位积极的新闻工作者，她也是少数从男性角度，发现男人们也会对荣誉犯罪产生正常犯罪感的研究者（她的新书名为《荣誉谋杀：被杀的男人的故事》）。她曾采访过一个名为纳夫扎特的服刑男子，当妻子告诉他自己的女儿未婚先孕后，他亲手杀死了她们母女两个人。“在纳夫扎特身上不难看出，没有什么，哪怕是他所做出的牺牲（原文如此），都无法阻止流言蜚语……亲手毁掉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意义，更何况起因是谣言这样简单、传统的娱乐形式。”欧瓦在自己的采访最后这样总结。他想要以谋杀制止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但杀人之后情况更糟，仿佛每个人都在谈论他。”纳夫扎特以自己的方式捍卫“荣誉”，但却让它彻底破碎。和他的女儿一样，他也成了流言的牺牲者。事实上，“杀人灭口”对于阻止流言传播，从来都无法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