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等知识分子、以文雅著称的名人，一般而言极其博学

莱文森的声明使得阿尔杉茹的作品回忆出现在了报纸杂志、广播节目与电视镜头中。这位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巴伊亚人马上成为了世界名人。报道，采访，文化名流的演说，周末增刊的文章，专栏，热门节目上的圆桌会议。

一般情况下，无论在采访还是文章中、在广播还是电视节目里，知识分子都会强调自己许久之前与阿尔杉茹作品的亲密接触。可以看到，各地的知识分子之间几乎没有分别，无论是巴伊亚的，还是里约与圣保罗的：进步消除了原先区分首都与外省的文化差异与不平等。如今，我们已经同南方的大都会一样先进、能干、文明、博学，我们的天才青年一点也不比阿皮奥·科雷拉或者莱伯伦与伊帕内玛[1]酒吧里的名人差，甚至还更加机智傲慢。保留下来的唯一巨大的不同之处是：这里的工资报酬依旧很低，低得可怜——外省人啊。

人们惊讶地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杰出天才都在很久之前就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过佩德罗大师的作品（甚至将医学院杂役提升到了大学的“大师”），而他们无知的同事们却对此无动于衷。看他们的报道，就会觉得，在莱文森将阿尔杉茹从遗忘埋没中拉出来之前，这位作者的姓名、作品从来没有被遗忘埋没过，反而一直耀眼夺目、四海皆知，无论在文章里、课堂上、会议里，还是辩论中，《巴伊亚民俗生活》的作者都有一大批追随者。这种思想上的一致性真让人感动：谁能预见到佩德罗·阿尔杉茹竟有这么多门生，简直就是一支部队。而巴伊亚居然有这么多人种志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还有同一科属内的其他物种，而且一个更比一个聪明能干，圣主邦芬保佑！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堆数不清的博学搞笑的印刷材料中，有两三篇确有贡献的文章，需要我们记录下来，比如阿泽维多教授授权给《下午》晚报的长篇访谈。

作为一名社会学教授，阿泽维多与那些急于求成的知识分子没有丝毫共同点。他确实了解阿尔杉茹的作品；为了使他的书更清楚也符合现在的情况，他曾和拉莫斯教授一起在里约热内卢为它添加详细的注释。为了能使青年学者对阿尔杉茹的几本小书感兴趣，他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学者们都自视甚高，能自给自足。必须有詹姆斯·莱文森的到来，只有诺贝尔奖得主能够改变他们，使他们承认阿尔杉茹这迟来的荣耀。

杂志增刊上那些光彩照人的文章大都从阿泽维多教授的访谈中汲取养料，因为阿尔杉茹的作品古老而又稀少，如今很难找到。他们小心谨慎地解释、研究、剖析了《巴伊亚风俗中的非洲影响》的作者，强调他的自学成才，以及在那个时代极为罕见的学术勇气与严肃态度。他们引述标题、段落、研究地点、姓名、日期，谈论一点阿尔杉茹的生平，说明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并参加了他的葬礼。

至少有二十篇散文评论起源于这个访谈：有几篇泛泛称赞了访谈的作者，没有人提起过阿泽维多教授，但每一篇都引用了莱文森与其他许多欧美作家的作品。最前沿的一篇将“阿尔杉茹式的表达”评价为“毛泽东思想的回溯产物”；另一篇同样前沿的文章写道：“阿尔杉茹与萨特：两种人生准则。”真是些奇人！

在众多愚蠢的声音中，有一个奇特的文本，那就是专栏作家盖拉的评论。盖拉是少有的没有自称人种志学者或者阿尔杉茹学徒的人。盖拉的舌头就像一块不礼貌的破布。他之所以加入讨论，只是为了揭露对大师作品源源不断的抄袭。那是阿尔杉茹唯一一本得到了少许传播的作品，已经在书店橱窗里摆了三十多年了。

在阿泽维多教授的论述中提到，作为一名工资微薄又酷爱烧酒的医学院杂役，穷困潦倒的阿尔杉茹为印刷他的作品做出了巨大牺牲。他的好友兼干亲家里迪奥·库何是奇迹绘画者、长笛手与聚会组织者，在塔布昂斜坡经营着一家小印刷店：为周围的店铺印制广告，为鞋匠中心区的影院印海报，或者为抒情诗人排印诗集，制作在集市上贩卖的通俗故事集。（关于里迪奥·库何，在阿尔杉茹诞辰四百周年活动上，散文家瓦拉达勒斯完成了一项严谨的研究：《库何、阿尔杉茹与塔布昂大学》。值得一读。）在这位受到忽视的大师的四本书中，有三本都是在这个狭小的作坊里印刷装订的，印刷质量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