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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报室的后边，还有一个房间，几乎无人问津，叫作自习室，基布兹委员会的成员有时在那里开会，有时也在那里举行各种集体活动，但多数情况下那里是空的。在一个镶玻璃面的柜子里，摆放着一排排枯燥无味、令人生厌、沾满灰尘的《青年劳动者》、《劳动妇女月刊》、《田野》、《时钟》，以及《达瓦尔年鉴》。

每天晚上，我就是去这里读书读至半夜时分，直至上下眼皮打架。也是在这里，我重新开始了创作，没有人看见，我感到羞愧，感到卑微与无足轻重，充满了自我厌恶。我离开耶路撒冷到基布兹，当然不是为了写诗写小说，而是为了获得新生，抛弃一堆堆语词，里里外外晒得黑黝黝的，成为一个农业劳动者，一个耕耘土地的人。

但很快我便明白，在胡尔达，即使最为农业（地地道道）的农业劳动者夜晚也读书，终日探讨书。当他们采摘橄榄时，他们不可开交地争论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巴枯宁，争论是实行永久革命还是在一个国家进行革命，争论在古斯塔夫·兰道尔的社会民主与平等价值和自由价值之间，以及二者与追求人的兄弟关系之间存在着的永恒冲突。在养鸡房里捡鸡蛋时，他们争论如何在乡村背景里恢复庆祝古老犹太节日的仪式。修剪一架架葡萄时，他们对现代艺术拥有不同见解。

更有甚者，他们当中有些人，尽管献身农业，全心全意忠诚于体力劳动，但写风格质朴的文章。他们多数描写日常争论的话题，但是在每两周一次发表在地方通讯上的一些文章里，他们偶尔允许自己在猛烈的论证与愈加猛烈的反证当中，加大抒情力度。

如同在家里一样无拘无束。

我确实试图一劳永逸抛弃学术世界，与自己的出身背景抗衡，我出了油锅，又跳入了烈火，“好像人躲开狮子又遇见熊”。应该承认，这里的辩论者要比坐在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桌旁的辩论者黝黑得多，他们头戴布帽，身着工作服和笨重的皮靴，他们讲的不是带有俄文腔的夸夸其谈的希伯来语，而是幽默诙谐的希伯来语，带有加利西亚或比萨拉比亚意第绪语那声情并茂的味道。

图书管理员谢夫特尔，与约拿大街书店和借阅图书馆老板马尔库斯先生一样，对我不可遏止的读书渴望心存怜悯。他让我想借多少书就借多少书，远远违背了他自己制定的图书馆规则。他在基布兹打字机上用醒目的字母打出规则，钉在他封地里几个显眼的地方，封地里那隐隐约约的尘土味儿、陈年胶水和海草味儿，吸引着我，犹如果酱吸引黄蜂。

那些年我在胡尔达什么没读过呢？我贪婪地阅读卡夫卡、伊戈尔·莫辛松、加缪、托尔斯泰、摩西·沙米尔、契诃夫、纳坦·沙哈姆、布伦纳、福克纳、聂鲁达、哈伊姆·古里、阿尔特曼、阿米尔·吉尔伯阿、利亚·格尔德伯格、史龙斯基、欧·希勒里、伊兹哈尔、屠格涅夫、托马斯·曼、雅各布·瓦塞尔曼、海明威、《我，克劳迪乌斯》、温斯顿·丘吉尔的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伯纳德·刘易斯论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伊萨克·多依彻论苏维埃、赛珍珠、《纽伦堡审判》、《托尔斯泰传》、斯蒂芬·茨威格、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以色列土地的历史、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史诗的缘起、马克·吐温、克努特·汉姆生、希腊神话、《哈德良回忆录》，以及尤里·阿夫奈里。一切。除了那些尽管我再三请求，可谢夫特尔仍禁止我读的书，比如说，《裸者与死者》。（我想，只有在我结婚以后谢夫特尔犹豫再三，才让我读诺曼·梅勒与亨利·米勒。）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撰写的和平主义小说《凯旋门》将背景置于20世纪30年代，小说开篇描写一个孤独的女子在深夜时分倚靠在桥梁矮墙上，就要投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陌生人停下来和她说话，抓住她的胳膊，挽救了她的生命，并和她度过销魂之夜。那是我的幻想，我也会那样与爱不期而遇。她会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独自站立在断桥上，我会在最后一刻出现，营救她，斩杀巨龙——不是我在年幼之际成打斩杀的那种有血有肉的巨龙，而是内在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