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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尔达，有个幼儿园或小学老师，叫奥娜，她是外聘老师，年龄大约有三十五岁，住在一排旧房子末端的一个房间里。每星期四，她去丈夫那里，星期天早晨回来。一天晚上，她邀请我和班上两个女孩到她的房间，谈论纳坦·阿尔特曼的诗歌，《外面的星》，听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和舒伯特的八重奏。房间角落里的柳条凳上放着留声机，房间里还放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电热咖啡壶、一个用作花瓶的炮弹壳，上面插着一束鳍蓟。

奥娜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两幅高更画的赝品，上面画着丰满、倦怠、半裸着身子的塔希提女人，还挂着她用铅笔画的一些自画像。她也许受高更影响，也画全裸女人，有躺在那里的，有斜靠在那里的。所有的女人，高更的和奥娜的女人，神态均满足懈怠，仿佛刚刚享受了某种快感。然而，从她们那诱人的姿势上可以看出，她们愿意给尚未满足的人以充分的感官享乐。

我在奥娜的床头书架上发现了奥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加缪的《鼠疫》、《培尔·金特》、海明威、卡夫卡、阿尔特曼、拉海尔、史龙斯基、利亚·格尔德伯格、哈伊姆·古里、纳坦·约纳坦以及杰鲁鲍威尔·吉拉德的诗歌，撒·伊兹哈尔的短篇小说，伊戈尔·莫辛松的《人之路》，阿米尔·吉尔伯阿的《早期诗歌》，欧·希勒里的《正午的土地》，还有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两本书。（两个星期后，我用零花钱给她买了他的《萤火虫》，在扉页上写下热情奔放的献辞，包括“深为感动”一词。）

奥娜的眼睛充满了活力，她脖子细长，声音亲切悦耳、音色优美，两手小巧，手指纤细，但胸脯丰满、坚挺，两条大腿强健有力。只要一微笑，她那一向严肃、冷静的面庞就会改变，她的微笑可爱迷人，有几分妩媚，仿佛可以洞察你思想的秘密深处，但是谅解了你。她的腋窝已经刮过，但是参差不齐，仿佛用绘图铅笔给其中一个画上了阴影。她站在那里时，基本上把大部分重量放在左腿上，因此不知不觉拱起了右腿。她喜欢就艺术与灵感问题直抒己见，她发现我是个忠实的听众。

几天后，我鼓足勇气，带上哈尔金翻译的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草叶集》（我在第一天晚上曾和她说起过），晚上叩开她的房门——此次是独自一人，又走上了十年前我在泽弗尼亚大街奔向杰尔达老师的那条路。奥娜身穿一条长裙，裙子前身扣着一排大纽扣。裙子本是奶白色的，但灯光透过橘黄色的酒椰叶纤维灯罩，给它披上了一层红晕。她站在我面前，在灯光的映衬下，她大腿和衬裙的轮廓透过布料清晰可见。这一次，留声机里放的是格里格的《培尔·金特》。她和我并肩坐在铺着中东床罩的床沿，把每一乐章所唤起的感受解释给我。而我，则给她读《草叶集》中的诗句，开始揣摩沃尔特·惠特曼对欧·希勒里诗歌创作的影响。奥娜给我剥柑橘，从一个蒙着平纹细布的陶罐里倒出冷水，把手放在我的膝头，意思是我应该稍停片刻。她给我念乌里·茨维·格林伯格创作的忧郁诗歌，这诗不是收自父亲喜欢朗诵的《河道》集中，而是出于一个我不熟悉的薄本，标题奇怪，叫作《站在伤心地极的阿纳克利翁》。而后，她让我给她讲一些我自己的情况，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稀里糊涂谈了点美的观念，直至奥娜把手放在我的颈项上说，别再说了，我们安安静静坐会儿好吗？十点半钟，我站起身，说晚安，借着璀璨的星光到牛棚和鸡窝当中漫步，充满了幸福感，因为奥娜邀请我某天晚上再来，后天，甚至明天。

过了一两个星期，基布兹里流言四起，人们管我叫“奥娜的新公牛”。她在基布兹有几个相好，或者说谈话伙伴，但是他们谁都不是只有十六岁，他们谁也不像我一样会背诵纳坦·阿尔特曼和利亚·格尔德伯格的诗歌。偶尔，他们当中会有人摸黑偷偷潜伏在她房前的桉树林里，等着我离开。我嫉妒地在树篱旁边游来荡去，我想方设法看着他走进房间，她刚刚给我喝过浓浓的阿拉伯咖啡，称我“不同寻常”，让我和她一起抽烟，尽管我还是个上十一年级的小话篓子。我在那里站了约莫一刻钟，一个站在阴影中的模糊身影，直至他们关上了电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