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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我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跑到我们的菜园，耐心地寻找任何发芽迹象。倘若松软的土壤里有些小小的动静就好了。我一遍又一遍地给菜地浇水，直至土壤变成淤泥。每天早晨我从床上一跃而起，穿着睡衣，光着脚丫，跑去查看盼望已久的奇迹是否在夜间发生。几天以后一大清早，我发现萝卜已经率先举起了它们小小的密密层层的潜望镜。

我特别高兴，一遍遍地浇水。接着我竖起了一个稻草人，给它穿上妈妈的一条旧衬裙，头上顶了个空锡罐，我在锡罐上画上嘴巴、胡须和像希特勒一样飘着黑发的前额，还画上了双眼，其中一只眼睛微微觑着，仿佛在眨动，不然就是在取笑他人。

又过了两天，黄瓜芽也破土而出。但是萝卜和黄瓜苗的所见，一定令之感到伤心和恐惧，因为它们改变了主意，变得苍白起来，它们的身体一夜之间下垂，好像陷于深深的沮丧之中，它们的小脑袋垂到了地上，开始枯萎，消瘦，发灰，直到最后变成了可怜的枯草。至于西红柿，甚至从没有发过芽，它们一定了解了院子里的主要情况，讨论该怎么办，决定放弃我们。也许我们的院子什么也长不了，因为它地势低洼，四周都是高墙，处在柏树荫下，不见一丝日光。不然就是我们浇水过多，施肥过多，也可能是我的希特勒稻草人，它不会给鸟儿留下任何印象，却把小小的嫩芽给吓死了。于是，我们想在耶路撒冷创建某个小小的基布兹、有朝一日吃用自己双手劳动换来成果的尝试，宣告结束。

“从这里，”爸爸伤心地说，“可以得出一个严肃而不容忽视的结论。我们肯定有失误之处。因此我们现在确实有责任孜孜不倦坚定不移地努力找出失败的根源和原因。我们是否施肥过多？浇水过多？要么就是截然相反，疏忽了一些基本步骤？一切都已经发生，我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农民的儿子，只是业余劳动者，没有经验的追求者，向大地献殷勤，但是尚不熟悉此中之道。”

那一天，他从守望山的国家图书馆下班回来，从图书馆借来两大厚本关于园艺与蔬菜种植的书（其中一本是用德文写的），仔细研读。不久他兴趣转移，转向截然不同的书，是关于巴尔干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消失、中世纪宫廷诗对小说起源的影响、《密西拿》中的希腊文词汇、乌加里特语文本的解释。

但是一天早晨，正当父亲拎着磨损不堪的手提箱前去上班时，看见我两眼泪汪汪地朝正在死去的幼芽弯下腰，全神贯注用未经允许便从浴室药箱里拿出来的滴鼻剂或滴眼液尽自己最后一丝努力来营救，正在给枯萎的幼芽上药，每棵一滴。在那一刻，父亲对我萌生了怜悯之情。他把我从地上抱起来，拥抱我，但立即又把我放了下来。他显得茫然，尴尬，几近困惑。离开时，他仿佛从战场上逃跑，点了三四下头，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而不是对我说话，他说：“我们看看还能做些什么。”

在热哈维亚的伊本加比罗尔大街，曾经有座名叫拓荒者妇女之家的建筑，或者也许叫作劳动妇女农场之类的。在它身后，是个小型的农业保护区，占地只有四分之一英亩，种着果树、蔬菜，饲养家禽和蜜蜂。50年代初期，本—兹维总统著名的官方工作房屋将在这里拔地而起。

父亲下班后去了这个试验农场。他一定是向拉海尔·延内特或是她的某位助手解释了我们种植作物失败的整个事情，寻求建议与指导，最后离开那里，乘坐公共汽车回家，怀里抱着一个小木箱，木箱的土里有二三十棵健壮的秧苗。他把战利品偷偷放进屋里，背着我把它藏在洗衣筐后面，要么就是藏到了厨房的橱柜下，一直等到我睡熟后，才悄悄走了出去，携带着火把、螺丝刀、英勇的锤子和裁纸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