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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既不是拜伦式的，也不是肖邦式的，而是更接近于笼罩在契诃夫戏剧或格涅辛小说中那些含蓄端庄出身名门的年轻女子身上那层忧郁的孤独，某种童年时代确信的东西不可避免地遭到挫败，被践踏在脚下，甚至遭到单调乏味生活本身的嘲弄。我妈妈在带有朦胧美的纯洁精神氛围里长大，其护翼在耶路撒冷石头铺就的又热又脏的人行道上撞碎。她长成一个漂亮优雅的磨坊主的女儿，住在都宾斯卡大街的宅邸里，那里有果园，有厨师，有女佣，或许她们在那里把她养得酷似那个牧羊女，那个被美化了的双颊绯红、穿了三层衬裙的牧羊女，她憎恨那幅画面。

索妮娅姨妈七十年后突然记起，十六岁的范妮娅难得地勃然大怒，突然向那个神情迷离、身上有几层丝绸衬裙、温柔的牧羊女报以蔑视，甚至几近唾弃，大概是一种火花，我妈妈的生命力量正徒劳地试图摆脱已经开始裹挟它的黑暗。

拉着窗帘的窗子，将范妮娅·穆斯曼的童年保护得严严实实，就在这窗子背后，潘尼·波尔考夫尼克深夜把一颗子弹射进大腿，另一颗子弹射入头颅。拉夫佐娃公主往手上钉了一颗锈钉，体验救世主的某种疼痛，替他忍受。多拉，女佣女儿怀了母亲情人的孩子，酒鬼斯泰来斯基在打牌时输掉了自己的妻子，而她，他的妻子伊拉，在纵火焚烧英俊安东的空棚屋时最终把自己活活烧死。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双层玻璃的另一边，发生在塔勒布特那令人惬意、明朗知性的圈子之外。它们都无法进入我妈妈的童年，无法严重损害她童年的欢乐时光，当然我妈妈的童年也轻轻敷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它非但不会造成损害，而且还会赋予一层神采，使之更加甜美。

几年后，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在阿摩司大街，在狭窄潮湿的地下室，罗森多夫一家楼下，伦伯格一家旁边，周围是锌桶、腌小黄瓜，以及在一只锈渍斑斑的橄榄桶里渐渐死去的夹竹桃，终日受到卷心菜、洗衣房、煮鱼气味以及尿骚的侵袭，我妈妈开始枯萎。她或许能够咬紧牙关，忍受艰辛、失落、贫穷，或婚姻生活的残酷。但我觉得，她无法忍受庸俗。

到1943年或1944年，倘若不是比这更早的话，她已经知道所有人都在那里被杀，就在罗夫诺城外被杀。一定是有人来讲述德国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挎着冲锋枪招摇过市，把老老少少赶到索森基森林——人们在天气晴好的日子喜欢到那座森林旅行，玩捉迷藏，围坐在篝火旁边唱歌，在星光闪闪的夜空下，在小溪两旁，躺在睡袋里睡觉——在那里，就在粗大的树枝、飞鸟、蘑菇、茶藨子和草莓中间，德国人在一个个坑边上射击屠杀，两天内大概有两万五千人丧生。注我妈妈的所有同学几乎都消失了。还有他们的邻居，熟人，生意对手及敌人，有钱人和资产者，虔敬派人士，被同化了的人和受过洗礼的教徒，社区领袖，犹太会堂中的有关人士，小贩和抽水的，共产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乡间傻瓜，以及大约四千名婴幼儿。我妈妈的中学老师也死在了那里，校长伊撒哈尔·莱斯，他拥有迷人的仪表，令人着迷的双眼，那目光曾经令多少青春期的女学生魂牵梦萦，睡眼惺忪、心不在焉的伊扎克·伯克维斯基，性子火暴、讲授犹太文化的埃利泽·布斯里克，讲授地理、生物还有体育的范卡·宰德曼，她的画家哥哥施穆埃尔，以及迂腐而痛苦的摩西·伯格曼博士，他透过几乎紧闭的牙齿讲授通史和波兰历史。所有这些人。

不久以后的1948年，当阿拉伯军团炮轰耶路撒冷时，我妈妈的另一个朋友皮罗什卡，皮莉·颜乃，也被一发炮弹击中而死。她只是出去拿水桶和拖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