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第2/5页）

要是我妈妈读过《直至死亡》中的两篇小说，她是否会用与友人莉兰卡相似的话语做出回应，“渴望并向往世上本不存在的某种地方”？难以知晓。梦幻中的忧愁，无法表达的真情，以及浪漫的苦痛，这层朦胧的面纱遮住那些衣食无忧的罗夫诺青年女子，仿佛她们那里的生活，永远在中学院墙内被漆成两种色调：忧愁或欢乐。不过，妈妈有时候反叛这单一的色调。

20年代那所学校课程设置上的某些东西，抑或是侵入妈妈和她年轻朋友心房里的某种深藏着的浪漫霉菌，某种浓烈的波兰—俄罗斯情感主义，某种介乎肖邦和密茨凯维奇之间的东西，某种介乎《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拜伦勋爵之间的东西，在崇高、痛苦、梦幻与孤独之间那模糊地带的东西，各种各样捉摸不定的“渴望和向往”欺骗了我母亲大半生，诱使她最终屈服，并在1952年自杀。她死时年仅三十八岁。我十二岁半。

在妈妈去世后的几周，或者是几个月，我一刻也没有想到过她的痛。对她身后犹存的那听不见的求救呐喊，也许那呐喊就悬浮在我们房子的空气里，我则充耳不闻。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点也不想她。我并不为母亲死去而伤心——我委屈气愤到了极点，我的内心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别的情感。比如说，她死后几个星期，我注意到她的方格围裙依然挂在厨房门后的挂钩上，我气愤不已，仿佛往伤口上撒了盐。卫生间绿架子上妈妈的梳妆用品、她的粉盒、发刷把我伤害，仿佛它们留在那里是为了愚弄我。她读过的书，她那没有人穿的鞋，每一次我打开“妈妈半边”衣柜，妈妈的气味就会不断地飘送到我的脸上。这一切让我直冒肝火，好像她的套头衫不知怎么钻进了我的套头衫堆里，正幸灾乐祸地朝我不怀好意地龇牙咧嘴。

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是门口的小贩，我妈妈也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我生她的气，也代表爸爸，他的妻子就这样羞辱了他，将其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像喜剧电影里的一个女人突然和陌生人私奔。在我整个童年，他们要是有一两个小时不见我的踪影，就会朝我大喊大叫，甚至惩罚我，这规矩已固定，谁要是出去，总要说一声他去了哪里，过多久后回来，或至少在固定的地方，花瓶底下，留张字条。

我们都这样。

话只说了一半就这样粗鲁地离去？然而，她自己总是主张乖巧、礼貌、善解人意的举止，努力不去伤害他人，关注他人感受，情感细腻！她怎么能这样？

我恨她。

几星期后，愤怒消失了。与之相随，我似乎失去了某种保护层，某种铅壳，它们在最初的日子里保护我度过震惊与痛苦。从现在开始，我被暴露出来。

我在停止恨妈妈时，又开始恨自己。

我在心灵角落尚不能容纳妈妈的痛苦、孤独，以及周围裹挟着她的窒息气氛，离开人世前那些夜晚的可怕绝望。我正在度过我自己的危机，而不是她的危机。然而我不再生她的气，相反，我憎恨自己，如果我是个更好更忠心耿耿的儿子，如果我不把衣服丢得满地全是，如果我不纠缠她，跟她唠唠叨叨，而是按时完成作业，如果我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而不是非遭到呵斥才做，如果我不惹人生厌，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不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回家，不在厨房踩一地泥脚印，如果我对她的偏头疼倍加体谅，或至少，她让我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别那么虚弱苍白，她做什么，或往我盘子里放什么，我都把它们吃光，不要那么难为她，如果为了她，我做一个比较开朗的孩子，别那么不合群，别那么瘦骨嶙峋，稍微晒得黑一点，稍微强壮一些，像她让我做的那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