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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凯里姆亚伯拉罕诞生了第一批孩子。几乎不可能向他们解释其父母是哪里人，为何来到此地，他们都在等待着什么。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人都是犹太代办处身份低微的小官员，或是老师、护士、作家、司机、速记员、世界改革者、翻译、售货员、理论家、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或是电影院的售票员、空想家、小店铺老板、靠微薄积蓄度日的孤独的老光棍。晚上七点，阳台上的护栏已经关闭，房间已经上锁，百叶窗已经插好，只有幽暗昏黄的街灯，洒向空荡荡街道的角落。夜晚，你能听见夜鸟声声凄厉，听到远方的犬吠，稀稀落落的枪声，果园中风吹树木的声音，因为夜晚，凯里姆亚伯拉罕重新成为一座葡萄园，无花果树、桑树，还有橄榄树、苹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在各自的花园里沙沙作响，石墙将月光反射到树的枝头，苍白，惨淡。

阿摩司大街，在我父亲相册里的一两张照片里，酷似一幅尚未完成的街道素描。方石楼房上装着焊铁百叶窗，游廊上带有防护栏。窗台上，零零散散摆放着腌黄瓜和腌辣椒罐，花盆里开着没精打采的天竺葵花。楼群中没有路，只有一个建筑工地，泥地上的脚印七零八落，与建筑材料，沙砾，一堆堆半加工的石头，一袋袋水泥，铁鼓，瓷砖，沙堆，修建围墙用的一盘盘线圈，一大堆搭脚手架的材料混杂在一起。一些多刺的木豆树还是在建筑材料里冒了出来，上面蒙上了一层发白的灰尘。石匠们坐在小道中央，打着赤脚，上身裸露，头上包着布，裤子破破烂烂，锤子打在凿子上以及石头沟槽上的声音在空中响起，与某种莫名其妙顽强的无调音乐交织在一起。街那头不时传来粗哑的叫喊，“爆破了，爆破了”，接着便是雷鸣般的碎石雨。

在另一张比较正式的照片里，好像是舞会之前拍的，一辆长方形酷似灵车的黑色汽车刚好停在阿摩司大街中央。是出租还是租来的车子？从照片上看不出来。那是20世纪20年代亮闪闪的抛光车，车轮轮胎像摩托车一样窄，金属辐条，铬合金的带子沿着引擎罩下来，引擎罩一侧有散热器，可使空气流进来，在车头翼梢，铬合金散热器帽像小脓包那样探出头去。前头两个圆圆的车灯垂在银把下，车前灯也是银色的，在阳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相机拍到了气派的汽车旁边的亚历山大·克劳斯纳，总代理人。他喜气洋洋，身着一套米白色的热带西装，打着领带，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样子像某部关于欧洲飞行员在赤道非洲或是缅甸的电影中的埃罗尔·弗莱因。在他身边，站着比他强壮高大、威风凛凛、举止文雅的一个人物，那是施罗密特，他的夫人、表姐和女主人，一位贵妇人，像战舰一样壮观，身穿短袖夏季连衣裙，佩戴着项链和一顶豪华的浅顶软呢凉帽，平纹细布面纱恰到好处地放在她那无懈可击的发式上，手里紧紧攥着一把阳伞。他们的儿子罗尼亚，利欧尼赫卡，站在他们身边，犹如婚礼上神情紧张的新郎官。他的样子有点喜剧色彩，嘴微微张开，圆眼镜顺着鼻子滑落下来，几乎像风干的木乃伊一样囚禁在一套紧身西装里，一顶硬挺的黑帽似乎像被硬扣在了他的头上，帽子遮住了半个额头，像把蒸布丁的盆倒扣过来，好像只是他那双硕大无比的耳朵才阻止帽子滑到下巴上将整个面颊吞噬。

究竟是什么庄严的事件使三人身着盛装，并订了一辆特别的轿车？不得而知。通过相册同页的其他照片判断，时间是1934年，他们当时已经到了这个国家，仍然住在阿摩司大街扎黑家的小房子里。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弄清楚车牌号码，M1651。我父亲才二十四岁，在照片里却装扮成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年绅士，样子有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