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亲假（第4/12页）

后来几年里，她慢慢没了写信的习惯，除了寄圣诞卡片和生日卡片。可是他妈妈坚持定期写信来，不管他有没有回复上一封信，读那些信也变得需要借用意志的力量——甚至打开薄薄的蓝色信封和展开信纸都不容易。她写信时的紧张感如此明显，让读信也变得紧张；读到她有意写得高兴的最后一段时，总是让他松了口气，他也能感觉到她写完时，自己也松了口气。她回到英国后没过两年又结了婚，她和新丈夫不久又生了个儿子，“你的同母异父弟弟”，她说玛西娅特别喜欢他。一九四三年时，她写信说玛西娅“现在在伦敦，跟美国大使馆做”，那样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挺奇怪的，但是又没有进一步详情。

他从德国给他妹妹写过一封信，里面巧妙地在几个地方提到他作为步兵参加战斗的情况，但是根本没有收到回信。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军邮不可靠，但是也有可能她只是疏忽了回信——那在他的感情中，留下一道小而尚未愈合的伤口。

现在，离开连部办公室后，他很快写了封信给他妈妈，说他在请假方面，一点办法都没有。写完信并寄出后，他觉得可以躺到让人想睡觉的、发霉的、几乎空无一人的帐篷里他的帆布床上，轻松地伸个懒腰。帐篷里有条被踩得露出泥土的过道，隔着过道不远，可怜的迈伦·费尔普斯这家伙躺在那里用睡觉来忘了他的丢脸事——要么更有可能的是，他仍然感到丢脸，所以在装睡。

接下来这个月的大新闻是C连这里，可以签发去巴黎的三天通行证，一时间，各座帐篷里开始响起尖叫和淫荡的聊天声。没错，法国人讨厌美国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巴黎”意味着什么。据说在巴黎，你只用走到街上的一个女孩（衣着讲究，模样一流，任何一个女孩）面前说：“宝贝，你做生意吗？”她不做的话，会微笑一下说不；如果她做——要么也许就算她不做，却刚好觉得可以客串一下——然后哦，耶稣啊，上帝啊。

保罗·科尔比安排好跟乔治·米勒一起领通行证，米勒是个安静而细心的小伙子，早就成为他在步枪班最好的朋友。他们去巴黎前的几天夜里，在他们低声细语的谈话（那已经成为他们友谊的一个特点）中，他迟迟疑疑地向乔治·米勒透露说他从来没告诉过别人，甚至也不愿意去想的事，即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跟女人睡过觉。

米勒没有哈哈大笑。他以前也是个处男，他说，直到有天在碉堡里跟一个德国女孩在一起，那是战争结束前一个星期的事。他根本拿不准那算不算：那个女孩一直笑了又笑——米勒不知道她他妈的笑什么。他紧张得还没有真正插进去就泄了，那个女孩就把他推开了。

科尔比安慰他说那的确算是了——不用说，和他自己几次愚蠢的摸摸索索中不管哪一次相比，都算数得多得多。他本来可以跟米勒提一下其中几次，但又决定还是不要跟别人说了。

那是他们离开德国前不久，C连被分派负责两百个俄罗斯难民——被俘的平民，德国人让他们作为无偿劳工，在某个小镇上的塑料厂干活。按照威多斯的命令，刚刚被解放的这些俄罗斯人很快被安置在似乎是镇上最好的住宅区里——离工厂很远的一座小山上干净、漂亮的房子——几天或者几星期前住在那里的德国人，至少是那些未能躲开先头部队的德国人，则被安排住在劳工以前住的木板房。

在那个令人愉快的、部分曾遭到轰炸的小镇上，步兵们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干，除了在舒适的春日里四处闲逛或者偶尔做一下姿态，就像威多斯所说，让一切“不失控”。一天下午日落时分，保罗·科尔比独自在居住区的那座小山顶上负责放哨，这时一个俄罗斯女孩向他走来，对着他微笑，似乎是隔着玻璃看着他。她十七岁左右，苗条而漂亮，穿着那种洗坏了的廉价旧棉布裙，俄罗斯女人都穿那种裙子，她的乳房看着就像带尖的熟桃那样坚挺而细嫩。他只知道绝对要把她弄到手，却不知道怎么做。两边的山下，都一个人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