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中的骗子

沃伦·马修斯跟他妻子和两岁的女儿搬来伦敦住时,担心过人们也许会纳闷他怎么无所事事。说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没多大用,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知道那指的是什么,绝大多数英国人会一脸茫然或者配合地微笑,直到他解释一番,但甚至到那时,他们还是听不明白。

“干吗要跟他们说什么,”他的妻子会说,“关他们什么事?那么多靠私人收入在这儿生活的美国人又怎么样?”然后她继续在炉子或者水池或者熨衣板上干活,或者继续有节奏而动作优美地梳理她那一头长长的棕色秀发。

她是个眉清目秀的漂亮女孩,名叫卡罗尔,经常说自己结婚时太年轻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讨厌伦敦。这里又大又乏味,而且缺少人情味;你可以走路或者坐公共汽车一去好多英里,都看不到有什么好看的。冬天来了,也带来了刺鼻的含硫磺的雾,把一切都染成了黄色,还从关着的窗户和门渗进来,留在你的房间里,让你眯起来还流眼泪的眼睛更加难受。

另外,她和沃伦关系不融洽已经有好久了。他们可能都希望过搬到英国这一险举也许能把事情理顺,但是现在难以回想起他们是否那样希望过。他们吵架并不多——吵架属于他们结婚后更早的一个阶段——可是他们几乎从来不喜欢跟对方在一起,还有整天整天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小小地下室房间里,几乎好像干什么都会影响对方。“哦,对不起。”每次他们笨拙地撞到一起或者挤到一块时,都会咕哝着说,“对不起……”

那套地下室房子是他们遇到的唯一一件好事:租金只是象征性的,因为房东是卡罗尔的英国籍姑妈朱迪思——一位举止文雅的寡妇,七十岁,独自住在楼上的公寓里,经常慈爱地跟他们说他们有多么“可爱”。她也非常可爱。唯一的不便——事先就认真商量过——是朱迪思需要使用他们的浴缸,因为她自己住的那里没有。她会早上不好意思地敲他们的门,进来,满脸带笑,嘴里不住地道歉,身上裹着一件长度及地的豪华浴袍。后来,她洗完澡出来,身上冒着腾腾的热气,那张漂亮的老人脸就像小孩子的一样,红扑扑、粉嫩嫩的,她会慢慢走进前面的房间,有时会逗留一会儿聊聊天,有时不停。有一次,她把手放在通向走廊的门把手上又停下脚步说:“你们知道吗,我们一开始这样安排住的时候,在我同意把这层分租出去时,我记得我在想,哦,要是我不喜欢他们该怎么办?现在,一切都这么棒,因为我对你们两个真的都特别喜欢。”

他们设法愉快而诚挚地回应了几句;她走后,沃伦说:“挺好的,不是吗。”

“是啊,挺好。”卡罗尔坐在地毯上,一边在努力把他们女儿的脚后跟塞进一只红色橡胶靴子。“别动,宝贝,”她说,“让妈妈省点事,好吗?”

工作日的每天,这个小女孩,凯西,去附近一家托儿所,名叫彼得·潘俱乐部。原来的想法是,这样能把卡罗尔解放出来,让她可以在伦敦工作,以便在富布赖特奖学金收入之外贴补家用,但是后来发现有条法律禁止英国雇主聘请外国人,除非能证明这个外国人能够提供英国申请人缺乏的某种技能,卡罗尔根本不能指望能证明类似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继续让凯西去那家托儿所,因为她好像喜欢去,而且——尽管两位父母都没有明明白白说出来——因为让她整天不在家也不错。

这个特别的早上,卡罗尔想到即将可以跟她的丈夫单独在一起而心里挺高兴:她昨天夜里已经下了决心,就在这天,她要宣布自己决定离开他。事到如今,他肯定也会认可事情不对劲。她会把孩子带回家,回到纽约;等她们安顿下来,她会去找份工作——秘书或者接待员之类——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写信保持联系,等到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生活的一年结束后,他们可以——嗯,他们都可以考虑一下,到时间再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