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王石（第3/3页）

王石创立万科，到2014年刚好30年，在熟悉他的朋友们的眼里，他与他创立的这家企业似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成长路径。就万科而言，是一家少有的、从很早就试图用西方的那一套管理制度来治理企业的中国公司，因这一偏执的坚持，万科的经理人制度和公司文化表现出非常鲜明的美式特征。但就王石而言，他却没有恪守以绩效主义为“根目标”的西方经理人文化的传统，十多年前开始到处爬山，近年来又把大量时间投注于公共事务，在他的身上散发出传统中国士大夫的那种家国气质。

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中，今天的王石似乎很接近雷蒙·阿隆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在职业活动之外，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参与上应担当“介入的旁观者”的责任。阿隆的这一定义出现在二战之后，一度引起非常大的争议，而今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事实上，即便在西方世界中，企业家阶层中符合阿隆定义的人也非常罕见，仅有的少数人都出现在媒体界和金融界，如亨利·卢斯、索罗斯等人。相反，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则涌现过不少类似人物，如民国的张謇、卢作孚、丁文江、陈光甫，等等。这一现象似乎从来没有被认真参照研究过。

四

在“底线与荣誉”的演讲中，王石用亲身经历向同为商业人士的听众们提出了一些有关底线的感想与建议。它们包括：

——我说自己不行贿，很多人不信。不信，我也要不行贿，时间久了，就有人信了。大家信了，底线就出现了。

——我们在中国是底线的事情，在美国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一切很容易。

——坚持底线会马上见效吗？不能。但是你坚持底线，你坚信这个市场是规范的，是成熟的，它一定会按照规范、成熟地来对待你。

——即使你的自行车被偷了，再紧急，也不能偷别人的自行车，这就是底线。

这些大白话，说出来貌似挺容易，但是，要信这些话，并不容易，要做到，更不容易。这也是很多人去听王石演讲的原因。

最后闲话一件连王石也不知道的事情：2012年年底，“笨笨红烧肉”风风火火地闹上了新浪微博及全国各大报刊娱乐版头条，王石的朋友们都很焦急。那些天，我在巴厘岛度假，恰巧冯仑也在，他漏夜赶到我住的酒店，坐下来只问了我一句话：“你说王石还能回来吗？”

我记得那夜的海浪声很大，我们的交谈急促而没有着落。现在，冯仑的问题似乎找到答案了：有底线的人，迟早都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