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的杭州(第2/3页)

宗庆后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杭州籍亿万富翁,在他之前,中国的富人大多出现在城市之外的农村。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财富开始向城市聚集,这里有更好的商场、学校和医院,浙江各地的乡镇企业家——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集体名字叫“浙商”——纷纷到杭州来定居、投资,城市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繁荣了起来。1998年,朱镕基总理任期内,政府开放了房地产行业,杭州成为全国第一个房价迅猛上涨的城市,在2000年前后,杭州市中心的房价已从1200元每平方米涨到了3500元每平方米,而在当时,北京天安门附近及上海外滩的房价也不过如此。杭州市中心的杭州大厦一度成为中国最赚钱的商场,它的单位面积营业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全国第一,一直到前两年才被北京的新光百货超过。

作为全国第一个高房价城市,政府在土地上尝到了甜头,有一位叫王国平的市委书记注定将在杭州城市史上与白居易一样被常常提及。王书记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他的父亲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任杭州市市委书记,在10年执政时间里,他把杭州当成了自己的家园来治理。在他的公文包里有一张杭州地图,随时随地摊开来指手画脚。

这是一位有争议的强权者和建设者,在他的强势治理下,环西湖的政府机构几乎被全数拆迁,实现了“还湖于民”,通过大规模的排淤过程,西湖面积扩大了一倍多,他还决定性地将城市的建设中心向东延伸,从西湖地带转移到了钱塘江地带,沿江两岸迅速崛起,城区规模得到了倍级增长。而在城市的西部,他保留了西溪,使之成为“绿肺”,全国人民知道它是因为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在这种空前的腾挪之中,杭州10年一大变,而政府也从中大得其利,在2009年,杭州的土地收入居然高达1900亿元,为全国城市之冠。

与其他成为过帝国都城的中国城市——比如西安、南京都不同,杭州似乎少一份颓废之气。在这里的20万在读大学生、12万软件开发者、数十万的年轻创业者及打工者,以及数以十万计完成原始积累的浙商群体让它始终散发出充满野心的商业主义气息。它是一座属于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型城市,自然的美好风景与商业的繁荣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在这里,走近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毫不费力,它如湖面的浮萍,肤浅地漂浮在生活的表面,如同生活本身一样。

一年一度的西湖草地音乐节是中国最热闹的民间音乐节之一,西湖动漫节则是规模最大的动漫会展。据说杭州有很多大咖级的年轻网络作家。有一次我碰到廖一梅,跟她聊起杭州的话剧市场,她说,孟京辉剧团在杭州的票务情况竟好过上海,这让我小小地吃了一惊。

跟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一样,杭州的交通是让人绝望的,我的住房在运河边,推窗可见城内唯一的南北高架桥,每到黄昏时分,红色的尾灯是一道惊心动魄的风景线。每到节假日,杭州城内几乎寸步难行,所以到这些日子,我必须离开。沉重的房价压力,让城市里的年轻人抱怨不已,如果静态计算的话,他们一辈子赚的钱都得还给一套百来平方米的住宅房。但是,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仍然舍不得离开。

就在昨天清晨,我又去了一趟孤山。

站在湖之北岸,在我的身后是沉默的岳飞大庙,举目望出,我看见了苏东坡的长堤、秋瑾的大墓、俞樾的书房、林逋的水台、苏小小的亭子、吴昌硕的画室,向东一公里有史量才的别墅、张静江的公寓以及蒋介石送给宋美龄的美庐,水之南面是毛泽东常年居住的刘庄。

这些名字,有的显赫嚣张,有的潦倒一生,如今他们都各安其位地在历史的某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