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峙本身真的是一种胜利吗？（第2/2页）

然后，与中国不同的是，1968年的欧美学生风潮没有演变成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如法国政治评论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终成了一场发泄情绪的“心理剧”。而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给出了解释：其一，日渐富足起来的中产阶级没有成为学生的同盟军，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土壤；其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理性、制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西方产业工人的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从1965年开始，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开始大幅度下降，服务业迅速繁荣，“知识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国和当时的联邦德国，煤炭和纺织工人的数量在10年间减少了一半，在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新型资本主义的产业特征和商业进步轨迹，最终改变了成型于19世纪末叶的阶级斗争理论。

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成熟是让一个国家摆脱非理性疯狂的唯一药方。

这样的结论不知是否适合当今的中国，不过，我们也许从此可以寻找到一个思考的出口。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中，一个叫艾伦·金斯堡的大胡子诗人是青年们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诗歌是《嚎叫》，它的头一句是——“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很多年后，当过红卫兵的中国诗人北岛与金斯堡成了好朋友。在《失败之书》中，北岛写道：“说来我和艾伦南辕北辙，性格相反，诗歌上旨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诉我，他看不懂我这些年的诗。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诗外，我根本不知他在写什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权力从不妥协的姿势和戏谑的态度，而后者恰恰缓和了前者的疲劳感。我想这50年来，无论谁执政，权力中心都从没有把他从敌人的名单中抹掉。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50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是的，“对峙本身就是胜利”，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空前迷人的青春姿态。不过，50年来，金斯堡死了，北岛老了。此刻，在江南初秋的暗夜中，当我读着金斯堡的诗歌和北岛的散文，却开始想着另外的话题——

比如，对峙是否有理性的边界？所谓的胜利是单边的压倒还是双边的妥协？青春的建设性与破坏性是否可能合为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