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峙本身真的是一种胜利吗？

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50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北岛

刚刚从欧洲归来，去了德国和西班牙。走在欧洲宁静的田园小城里，一次次地被打动，静静地想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话题。1870年，中国开始洋务运动，德国刚刚被俾斯麦统一；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西班牙结束了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而今，德国与西班牙早已完成市场化改造，而我们还蹒跚在路上。若以时间而论，我们实在无法用“迟到”为自己找借口。

1966年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历史中的一道伤口。在那一年的8月5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接下来的3个多月里，他8次登上天安门，接见了1300万人次的红卫兵。从此拉开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想当年，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把教室砸得稀巴烂，将自己的老师绑起来批斗，用皮带抽打他们，然后再冲进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寺庙，将佛像、书籍等文物尽数砸毁焚烧。多年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反复地警思，青春的生命为什么可以疯狂成如此模样，而这样的景象是否会在日后的历史中再次重演？

答案是模糊和不确定的。

我愿意把视野放得更广泛一点，来思考这个问题。

放眼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你会发现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在那几年，陷入狂飙的不仅仅只有中国，那似乎是一个“造反者的年代”。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后“婴儿潮”一代正集体地进入青春期，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平庸的商业生活时，这一代青年人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不安，他们在寻找宣泄的出口。哈佛大学的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 Iryie）日后评论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在反对他们的领袖。

在美国，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发生学生游行，他们反对越战，要求性自由，自称是“垮掉的一代”，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大学一度被学生“占领”。

1968年的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馆阳台上被刺杀，愤怒的黑人在100多个城市发动了抗议示威。

在日本，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大楼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城堡，在这里经常发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事件。

到了5月，法国首都巴黎爆发了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巴黎大学的学生们集体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校园，学生们在街头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接着，工人举行总罢工，20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口号。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戴高乐总统被迫改组了政府。

在那些渴望革命的欧美学生中，最让他们醉心的偶像是两个社会主义的领袖。一个是毛泽东，很多人把他的头像刺在手臂上，据1967年2月17日的《纽约日报》报道，《毛主席语录》正风靡全球，它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每一个书店和书报摊上，在日本东京售出了15万册，而在法国巴黎，甚至成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有关数据显示，在十年“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了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另一个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又跑进南美丛林中继续打游击战，1967年10月，39岁的格瓦拉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杀死，谁料这竟让他成了左翼学生运动的“圣徒”，在后来的40多年里，他的一张头戴金五星贝雷帽的头像被印在无数的T恤、咖啡杯、海报和钥匙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