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 附录三（第2/3页）

我终于离开了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并没有去到人民中间。我从一个小圈子出来，又钻进了另一个小圈子。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到上海，再过两年半，成都的那个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产而自杀。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让自己关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不能够突围出去。我不断地嚷着要突围，我不断地嚷着要改变生活方式，要革命。其实小资产阶级的圈子并非铜墙铁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没有决心，没有勇气。革命的道路是宽广的。而我自己却视而不见，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艰苦地追求。从前我们在成都办刊物《半月》的时候，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有时还把他当作导师一般尊敬。他就是《激流》三部曲里面的方继舜。在我离开成都以后，他不能满足于空谈革命，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终于参加了共产党，在一九二八年被成都某军阀逮捕枪毙了，他死得很勇敢……说实话，我当初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指导人让他给我带路，我愿意听他的话甚至赴汤蹈火。可是后来我却渐渐地安于这种自由而充满矛盾的个人奋斗的生活了。自然这种生活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地寻求解除痛苦、改变生活的办法。换句话说，我并不曾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我好像一个久病的人，知道自己病重，却习惯了病中的生活，倒颇有以病为安慰、以痛苦为骄傲的意思，懒得去找医生，或者甚至有过欣赏这种病的心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曾三番五次想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寻一条道路，我读过好些外国书报，也译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如妃格念尔这类人的回忆录，可是结果我得到的也只是空虚；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人们责备我没有在作品中给读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其实我自己就还没有找到一条这样的路。当时我明知道有马克思主义，而且不少知识分子在那里找到了治病的良药，我却依然没有勇气和决心冲出自己并不满意的小圈子，总之，我不曾到那里去求救。固然我有时也连声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并不是用假话骗人。我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就是我的坚强的信仰。但是提到我个人如何在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尽一份力量时，我就感到空虚了。我自己不去参加实际的、具体的斗争，却只是闭着眼睛空谈革命，所以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战略、战术和个人应当如何参加战斗。我始终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对旧社会和黑暗的势力，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感觉到我个人的力量就像蜉蝣一样撼不了大树（哪怕是正在枯死的大树），我起了类似疯狂的愤激。我恨旧社会恨到快要发狂了，我真愿意用尽一切力量给它一个打击。好心的读者责备我宣传个人主义。我憎恨旧社会、憎恨黑暗势力到极点的时候，我的确希望每个人都不同它合作，每个人都不让它动他一丝一毫……这种恨法不用说是脱离群众、孤独奋斗的结果。其实所谓"孤独奋斗"也只是一句漂亮话。"孤独"则有之，"奋斗"就应当打若干折扣。加以由于我的思想中充满了矛盾和混乱，我甚至在"孤独奋斗"的时候，也常常枪法很乱，纵然使出全身本领，也打不中敌人要害，或者近不了敌人身旁。而且我还有更多的冷静的或者软弱的时候，我为了向图书杂志审查老爷们表示让步，常常在作品里用曲笔转弯抹角地说话，免得作品无法跟读者见面，或者连累发表我文章的刊物。有时我也想尽方法刺老爷们一两下，要他们感到不舒服却又没法删掉我的文章。然而我只是白费力气，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软弱无力。我常常把解放前的自己比作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我借用这个旧典故，却给了它一个新解释：我关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望着整个社会的光明的前途。我隐隐约约地看得见前途的光明，这光明是属于人民的。至于我个人，尽管我不断地高呼"光明"，尽管我相信光明一定会普照中国，但是为我自己，我并不敢抱什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