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 附录二

《雾》、《雨》与《电》

——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

刘西渭

安诺德论翻译荷马,以为译者不该预先规定一种语言,做为自己工作的羁缚。实际不仅译者,便是批评者,同样需要这种劝告。而且不止于语言——表现的符志;我的意思更在类乎成见的标准。语言帮助我们表现,同时妨害我们表现;标准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同时妨害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灵的活动上,在艺术的制作上,尤其见出这种遗憾。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语根的英文翻译荷马,结局自己没有做到,即使做到,也只劳而无功。考伯诗人要用米尔顿的诗式翻译荷马,结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马自然的流畅。二人见其小,未见其大;见其静,未见其变。所谓大者变者,正是根里荷马人性的存在。荷马当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们今日无广大的心境领受。

批评者和译者原本同是读者,全有初步读书经验的过程。

渐渐基于个性的差异,由于目的的区别,因而分道扬镳,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介绍过来,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解释出来。这里同样需要尽量忠实。但是临到解释,批评者不由额外放上了些东西——另一个存在。于是看一篇批评,成为看两个人的或离或合的苦乐。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没;大,吸没小水;浊,搅挥清水;清,被浊水搀上些渣滓。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头头是道,不误人我生机,未尝不是现代人一个聪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批评者绝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现象解释的根据:这是一个复杂或者简单的有机的生存,这里活动的也许只是几个抽象的观念,然而抽象的观念却不就是他批评的标准,限制小而一己想象的活动,大而人性浩瀚的起伏。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从一部作品体会一个作家以前,他先得认识自己。我这样观察这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没有成见,偏见,或者见不到的地方?换句话,我没有误解我的作家?因为第一,我先天的条件或许和他不同;第二,我后天的环境或许和他不同;第三,这种种交错的影响做成彼此似同而实异的差别。他或许是我思想上的仇敌。我能原谅他,欣赏他吗?我能打开的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纳世俗的见解,抛掉世俗的见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禁不住几个疑问,批评者越发胆小了,也越发坚定了;他要是错,他整个的存在做为他的靠山。这就是为什么。鲍德莱尔不要做批评家,他却真正在鉴赏;布雷地耶要做批评家,有时不免陷于执误:一个根据学问,一个根据人生。学问是死的,人生是活的;学问属于人生,不是人生属于学问;我们尊敬布雷地耶,我们喜爱鲍德莱尔。便是布雷地耶,即使错误,也有自己整个的存在做为根据。他不是无根的断萍,随风逐水而流。他是他自己。

然而,来在丰富、绮丽、神秘的人生之前,即使是金刚似的布雷地耶,他也要怎样失色,进退维谷,俯仰无凭。一个批评者需要广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没有广大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体味。虽说一首四行小诗,你完全接受吗?虽说一部通俗小说,你担保没有深厚人生的背景?在诗人或小说家表现的个人或社会的角落,如若你没有生活过,你有十足的想象重生一遍吗?如若你的经验和作者的经验参差,是谁更有道理?如若你有道理,你可曾把一切基本的区别,例如性情,感觉,官能等等,也打进来计算?没有东西再比人生变化莫测的,也没有东西再比人性深奥难知的。了解一件作品和它的作者,几乎所有的困难全在人与人之间的层层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