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 附录三
一九八○年版《巴金选集》后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编一部新的《选集》，我照办了。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我的《选集》里本来有一篇后记，我把校样送给几个朋友看，他们都觉得很像检讨，而且写的时候作者不是心平气和，总之他们认为不大妥当，劝我把它抽去。我听从了朋友的意见，因此那本《选集》里并没有作者的后记。但是过了一年我还是从那篇未用的后记中摘出一部分作为一篇散文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里面了。今天我准备为新的《选集》写后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那篇只用过一小半的旧东西，它给人拿去，隔了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来，没有丢失，没有撕毁，这是我的幸运。这十一年中间我给毁掉了不少文稿、信件之类的东西。家里却多了一个骨灰盒，那是我爱人肖珊的骨灰。在"四害"横行、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她给过我多少安慰和鼓励。但是她终于来不及看见我走出"牛棚"就永闭了眼晶。她活着的时候，常常对我说："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又拿起了笔。
今天我心平气和地重读十九年前"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旧作，我决定把它用在这里，当然也作了一些删改。
我所崇敬的中外前辈作家晚年回顾过去的时候，也写过类似"与过去告别"的自白。我今年七十四岁，能够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在这里回顾一下过去，谈谈自己的看法，即使谈错了，也可以供读者参考，给那些想证明我"远远地落在时代后面"的人提供一点旁证。
那么我就从下面开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说《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看够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对那些所谓"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识。我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也听他们讲过不少的动人故事。我不自觉地同情他们，爱他们。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惶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太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书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托尔斯泰的像《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我当时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人养活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自己周围的真实情形，我们也在学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榜样。我当时的朋友中就有人离开学校到裁缝店去当学徒。我也时常打算离开家庭。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编一部新的《选集》，我照办了。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我的《选集》里本来有一篇后记，我把校样送给几个朋友看，他们都觉得很像检讨，而且写的时候作者不是心平气和，总之他们认为不大妥当，劝我把它抽去。我听从了朋友的意见，因此那本《选集》里并没有作者的后记。但是过了一年我还是从那篇未用的后记中摘出一部分作为一篇散文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里面了。今天我准备为新的《选集》写后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那篇只用过一小半的旧东西，它给人拿去，隔了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来，没有丢失，没有撕毁，这是我的幸运。这十一年中间我给毁掉了不少文稿、信件之类的东西。家里却多了一个骨灰盒，那是我爱人肖珊的骨灰。在"四害"横行、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她给过我多少安慰和鼓励。但是她终于来不及看见我走出"牛棚"就永闭了眼晶。她活着的时候，常常对我说："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又拿起了笔。
今天我心平气和地重读十九年前"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旧作，我决定把它用在这里，当然也作了一些删改。
我所崇敬的中外前辈作家晚年回顾过去的时候，也写过类似"与过去告别"的自白。我今年七十四岁，能够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在这里回顾一下过去，谈谈自己的看法，即使谈错了，也可以供读者参考，给那些想证明我"远远地落在时代后面"的人提供一点旁证。
那么我就从下面开始：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封建大道理。我也同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说《普宁与巴布林》中所描写的那样）。我看够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我对那些所谓"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识。我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也听他们讲过不少的动人故事。我不自觉地同情他们，爱他们。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惶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太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书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托尔斯泰的像《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我当时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人养活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我们自以为看清楚了自己周围的真实情形，我们也在学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榜样。我当时的朋友中就有人离开学校到裁缝店去当学徒。我也时常打算离开家庭。我的初衷是：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