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电影与好公民电影(第4/4页)

公允地说,没有好公民电影这事儿不能责怪冯小刚,一来中国人的情感活动方式从来就不在政治领域停留,二来现实的中国语境也完全缺乏类似的土壤和空气。英国人罗素在论及晚期希腊时曾经指出,基督教出世精神的心理准备开始于希腊化的时期,并且是与城邦的衰颓相联系着的。这是因为在一个政治理想崩溃的世界里,受苦受难的人民不会关心“如何才能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孜孜以求“怎样才能获得幸福”。这个道理并不难以理解。

通常认为政治哲学只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谁得到了什么”,一个是“谁说了算”。把这两句大白话翻译成专业的学术术语,前者指的是权利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也就是“正义”问题,后者指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很显然,不管是政治正义问题还是政治合法性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没有机会堂而皇之、明目张胆地追问之,商业大片的导演们也不例外,哪怕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生活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饶的素材。

电影的高度取决于生活的高度,只要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只要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还只是满足于做一个善良的好人,而不是有着权利意识、法治精神的好公民,不是一个品格卓越、灵魂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好人,那么寻找伦理学和政治学想象力的任务就不能寄托在冯小刚身上。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里记录过无数颗“鸡蛋”的故事,其中我尤为钟爱这个:“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摘自一个叫做“耕”的长春守城国民党士兵的信件。这是耕在战场上写下的第52份信,时间是1948年6月1日9时: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街头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作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的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之所以动人心魄,是因为这里的良善有军衣的映衬,有对那个“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的体制的控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善良并不就是哭哭啼啼,善良同样也能带来震撼的力量。

(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