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期

这个时代什么东西都会过期。凤梨罐头会过期，感情会过期，大闹“立法院”的追诉时效同样会过期。

2006年10月24日，李敖头顶防毒面具、一脸诚恳地向台“立委”们痛陈：军购的后果很严重。正说话间，李敖掏出蓄谋已久的催泪瓦斯连喷八次，一干绿营的“立委”大呼小叫，边撸鼻涕边退席，发誓要严惩李大师的恶劣行径。12月25日该案被移送纪律委员会，转眼到了2007年3月23日，也就是三个月追诉时效的最后一天，谁料36位纪律委员会委员只有两位露面，眼睁睁看着李敖得志便猖狂，对着摄像机大放厥词：“谁敢惹我李大师？”

“时效”，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本义是“在一定时间内能起的作用”，引申义指“法律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诉讼权利的有效期限”。

显然，时效的功能在于为所有的行动者都设立了一个共同标准，但凡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或者达成预期的效果，一过死限，就必须放弃，即使不舍，也不能纠缠。可是，凤梨罐头过了保质期会变质，大闹“立法院”作为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对于没有保质期的东西仍旧设立“时效”，秘密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放弃”或者“遗忘”这个行为合法化。

人天生擅长合理化。以“时效”的引申义为例，为什么要给刑事责任和民事诉讼权利规定有效期？法理学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一长串合情又合理的理由：要维护安定团结，要节约社会成本，要有利于打击现行犯罪活动、提高办事效率……危害一方的刑事案件尚可以追诉时效的名义合法放弃，遑论大众民主时代的一场政治秀？

在即用即扔的快餐时代，催泪瓦斯事件前后历时近半年，于李敖而言，已经赚足了眼球，末了再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无疑是再完满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轻率断言那些缺席到会的纪律委员们就是彻头彻尾的孬种，在这样一场由于丧失先机、进而节节败退的政治秀中，以不作为的方式去终结它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须知追诉时效过期的另一面就是炒作时效过期。就此而言，那些拒绝到会的纪律委员们不是在放弃对李敖的追诉权利，而是在放弃这一回合的游戏，题外之义是：这一局我认栽，咱们重新来过！

随时可以“重启”是大众传媒时代带给政治人物和娱乐明星的最大福音——无论上一局是一败涂地，还是彻底死机，由于观众的遗忘速度是如此之快，所以你随时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最近的一个经典个案是璩美凤，在性爱光碟公开发售之后蛰伏六年，这个女人选择回归媒体，加盟某电视台当起了新闻女主播。

米兰•昆德拉在《慢》中讲述了一个人们经常熟视无睹的场景：当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如果此时他突然要回想什么事情，就会机械地放慢脚步，反之，如果他想要忘记刚刚碰到的倒霉事儿，就会不知不觉地加快走路的步伐，仿佛要快快躲开在时间上还离他很近的东西。昆德拉的结论是，上述现象暗示出思想与速度的秘密联系，他把这一联系总结为存在主义的两个数学方程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昆德拉说，从这个方程式可以推断出各种各样的原理，比如说：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怀。当然，这个论断可以颠倒过来说：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

无独有偶，在批判电视媒体的文化影响时，皮埃尔•布尔迪厄也提到了思想与速度的关系，他说：“电视引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思想与速度之间的关系。”齐格蒙特•鲍曼对此的评论是：“这不仅仅意味着，人们在电视面前必须飞快地思考，他们很难有时间来关注思想，并反思和比较论据的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快速交流的世界中，如果在说出一个句子之前没有时间暂停和思考，那么，‘公认的观念’无意中就获得了特权——这种观念是价值不高的观念，大家共享的观念，不会也不需要思考的观念（因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并且，它们像公理一样，是不需要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