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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人们善于遗忘，必须遗忘，所以我们给任何事物都贴上“时效”的标签，时刻准备着遗忘和放弃。事实上这种“时刻准备着”的状态就是对变化的一种殷殷期待，当你以时速175公里疾驰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时刻准备着”。反之，静止既不需要“准备”，更用不着“时刻”，因为它是时时刻刻、始终如一的。

赫拉克里特说现象界“一切皆流、无物常驻”，现代人对于速度和变化的痴迷表明了现代人总是习惯于停留在“现象界”。对现代人来说，变化是高贵的，而不变则是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这种对待快和慢、运动与静止的不同态度彰显出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差别。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希腊人并不耽溺于中庸之道，无论是在他们的理论上或是在他们的实践上。赫拉克里特认为万物都在变化着；巴门尼德则反驳说：没有事物是变化的。”这个论断一如罗素的许多言论那样深刻又偏颇。赫拉克里特的确主张万物处在流变之中，“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就是他的名言，但赫拉克里特重点要说的却是后面这个观点，这种变化是根据不变的规律（逻格斯）而发生的。因此，就“道”不变而言，赫拉克里特与巴门尼德的差别没有罗素说的那么大。

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后来提出了四个让普通人瞠目结舌的悖论，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基里斯（古希腊著名的长跑运动员）追不上乌龟，基本想法是：“在赛跑的时候，跑得最快的永远追不上跑的最慢的，因为追赶者首先必须要达到被追赶者的出发点，这样，那跑得慢的必定总是领先一段路。”这个悖论对于通晓极限概念的现代人来说似乎有些无厘头，但是如果我们不想只是炫耀自己的数学知识，而是试图同情地了解古希腊人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体认到芝诺的良苦用心其实是在论证他老师的基本观点：没有事物是变化的。或者，换一个说法：运动是虚幻的，只有静止才是真实的。

静止相对于运动在本体论上的优越地位，会映射到伦理学上，于是古代人就认定静止是高贵的，而运动是卑贱的。这个想法如此地合乎常情，以至于它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哲学观念，而更像是一个常识。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中这样论述静止的优越地位：“物体不受外力干扰，就会处在它该处的位置上，这是它的自然状态，也是一种高贵的状态。”据说当年哥白尼为日心说提供辩护时，其中一个理由是，太阳比地球高贵，因此，静止不动的应该是太阳而不是地球。

静止是高贵的，反过来可以说，高贵的总是表现为静止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人的标志就是拥有大量的闲暇，能够极好地去利用闲暇。每当行驶在类似于露天停车场的三环路上，我对于那些急匆匆、曲里拐弯不断超车和加塞的车主总抱以善意的同情，这些人之所以不停地在与时间和速度抗争，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字典里没有“闲暇”这个词，他们的所有时间安排都是不由自主的，都是被其他人——顾客、老板或者女友——所决定的。他们没有闲暇，有的只是“时效”与“死限”，过期不候，不是放弃别人就是被别人放弃。

古时候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往往用一生乃至几代人去做同一件事情，比如为袁崇焕守墓370余年的佘家人，比如成吉思汗陵780年世代守候长明灯的守陵人，这种以百年乃至千年为单位的无时效行为，对于多数现代人来说只能是高山仰止、敬而远之。

李敖了解速度与遗忘的关系，也洞悉“电视不思考”的真相，所以才能在大众文化时代左右逢源，做出一系列既政治正确又娱乐观众的行径。事实上，大众文化的蜕变速度甚至超出了鲍曼的理论更新速度。鲍曼在评价思想与速度的关系时，指出只有“公认的观念”才可能在电视时代占据特权地位，但这个想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台湾的政治格局，因为在一个“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政治生态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公认的观念”，久经沙场的台湾政治人物深知真理过于复杂，不可能存在于斗嘴之中，观念太多分歧，不可能通过演说说服对方，所以他们索性专心致志玩电视观众喜闻乐见的游戏，用“行为艺术”替代“道德说教”。对李敖们来说，要想永远站在聚光灯下面，就必须充分体认“凡事都有时效”这个不变的现代“逻格斯”：任何招数不能用老，效果就像筷子，全都是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