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失去“主义”，“天下”将会怎样？

以世界为尺度，从霍布斯以降的现代政治哲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从未在世界坐标内消失，不仅如此，身处“诸神竞争”的时代，世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代表现代政治制度的民族/国家不但没有缓和国际间的自然状态，反而是激化自然状态的罪魁祸首和始作俑者。如果全球化的到来是一个硬邦邦的事实，那么超越民族/国家限制、建立全球政治秩序究竟有无可能？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帝国》，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西方学者的一个回答。这部被捷克左翼知识分子齐泽克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党宣言》”的著作由两位作者合力写就，其中哈特写书时年仅41岁，是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内格瑞68岁，是意大利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曾因在思想上“启发”了意大利红色旅而被判入狱13年，据说至今仍对意大利反资本主义青年充满“魔”力。这部厚近500页、以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主要理论资源的著作甫一问世，便风靡全球，迄今为止已有十几种不同文字的版本发行，Google搜索服务器上相关的消息多达33 400条。

《帝国》开宗明义，劈头就是一句时代的诊断报告：“我们正眼睁睁看着帝国正在成为现实。”佐证这一“现实”的两个理据是：第一，民族/国家的主权正在逐步衰落；第二，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诞生，这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就是——帝国。

中国语境里，帝国主义一直是个臭名昭著的字眼，初读《帝国》极易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读。不过此“帝国”非彼“帝国主义”，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它的政治基石是民族/国家的主权超出自身疆界的扩张；而帝国则是后现代语境中的产物，它不建立权力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是无中心、无疆界、身份混合、等级模糊、多元交流的统治机器。

帝国虽然不是帝国主义的后裔，但也绝非天外飞仙，而是其来有自：根据作者的观点，它可以上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在那时，帝国境内天下太平，众生都能得到公正。而为了维护社会太平以及伦理真理，必要时帝国的唯一握权者就可以发动“正义战争”。根据这一判准，作者认为眼下已经可以确认出一些帝国概念复活的迹象，比如说“正义战争”观念的复兴。简单说，作者认为帝国的应运而生正是为了解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国际冲突，只有解决既有冲突的国际共识已经形成，并且帝国已经嵌入这种共识之链中，帝国才会形成，才会在法律上获得合法性。

帝国要想进行“正义战争”，就必须拥有“干涉的权利”以及“普遍的价值观”。但是只要仍旧处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之下，正义战争，干涉（无论道德的、法律的还是军事的），普遍价值这些概念就必定是改头换面的地方性策略或者说“伪普适主义”。作者认为，帝国之所以不同于此前所有的超国家权威结构，乃是因为帝国拥有“控制社会”和“生态权力”（bio-power）这两个核心特征。这是援引自福柯的两个概念，所谓控制社会，是相对规训社会而言，其特点在于规训的规范化手段的强化和普遍化，在这种社会中，控制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从而使它的效力范围远超出由各种社会机构构成的架构严整的场所，完全内化进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而所谓生态权力，强调的则是权力已经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潜入到个体的意识和身体之中。

从现代性的“规训社会”到后现代性的“控制社会”和“生态权力”，权力的作用方式从“有招”变“无招”，效果则更为隐蔽而全面。随着通讯交往工业产生的语言系统，全球化的生态权力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不断消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历史，建立起去中心和反疆界的生态权力结构。这样一来，现代性背景下曾经是你死我活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帝国背景下转化成一场自我生成、自我调控、动态平衡、无足轻重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