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真实”的康德起立

有哲学家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是激愤之词，不可完全当真，不过，奥斯威辛之后，有一点倒是千真万确，那就是“反种族主义”成为最具“政治正确性”的政治术语。如果我们赞同约翰•格雷在《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中的陈述，“现代性并不始于对差异的承认，而是始于对一致性的要求。”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这种对一致性的要求竟然会把犹太人，以及此前的黑种人、黄种人排除在外？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具体一点说，在哪里、什么时候，现代性出了问题？

作为现代性或者说启蒙主义的定调者之一，康德的普适主义伦理学似足可以被当作追本溯源的入手点。2003年1月号的《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请真实的康德

起立》的文章，作者是一个任教于美国孟菲斯大学的白人教授罗伯特•伯纳斯克尼，文章指出，一些具典范意义的西方哲学人物，比如洛克、康德和黑格尔都曾经表达过在今天看来显然是种族主义的观点，尽管他们自己或许并没意识到这和他们所宣扬的伦理体系相违背。

以洛克为例，这个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在著名的《政府二论》中声称，唯有那些“在一次正义的战争中被获的俘虏”才是奴隶。但当他替当时的英殖民地撰写《卡罗来纳州根本宪法》时，却明确赋予奴隶主拥有他们的黑人奴隶的“绝对权力和权威”。洛克不仅纸上谈兵，而且身体力行，晚近的一些研究洛克的学者指出，有必要澄清洛克在英国官方殖民活动中的领袖地位以及他在奴隶贸易中所做的投资。

康德论种族的资料早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就已被发现，但哲学界一直以来对此讳莫若深，直到20世纪90年代，康德的种族主义问题才逐渐成为哲学界的话题，比如克里斯蒂安•纽格堡在1990年撰写的《康德和黑格尔的种族主义》，以及查尔斯•密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种族的契约》。康德的种族主义言论比洛克还具爆炸性。试举几例：“人性的最完满形式存在于白种人。黄皮肤的印度人天赋要少一些。黑人更次，而最低等的当属那些美洲人。”“美洲的人种是不可教的。这个人种没有动力，因为它缺乏情感和激情。他们也不会爱，因此也就不会怕。他们很少说话，也不彼此抚爱，他们不关心任何东西，而且非常懒惰。”

黑格尔也好不到哪去，举凡是黑格尔专家几乎不可能不意识到他在讨论非洲人和拉普兰人的惊人之语，以及他将中国人和印度人排除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的言论。

引人注目的是，上述这三位西方大哲不约而同都持一种道德的普适主义立场，而这显然与他们的对某一种族另眼看待相矛盾。

如何调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一个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将他们的种族主义观点解释成时代所限。可是这类“时代的孩子”的辩护方式并不总是有效，黑格尔的世仇——尼采的话可以作为反驳，在《瓦格纳事件》中，尼采说：“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的起码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什么？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

另外一个办法是由我们这些今人替古人做主：比如有些康德专家就认定，尽管康德有种族主义倾向，但康德的道德理论仍旧“能够作为表述当代种族问题的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进一步的，他们声称那个主张种族主义的康德并不是“真实”的康德。但这个说法似乎更奇怪：哲学史中的康德居然比历史中的康德更“真实”？！

如果实在给不出一个“洁本”康德形象，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认真地对待康德的种族主义论述。伯纳斯克尼指出，世界主义在今天被视作对民族主义的最好回应，但是它与康德意义的世界主义并不相同，因为后者的提出是为了回答人类历史的意义这个问题，而不是作为民族主义的解毒剂。在《论普遍历史》一文中，康德写道：“东方的民族永远也不会自我提升。我们必须在西方寻找人类的持续进步，并且从此出发传播到全世界。”伯纳斯克尼由此认为，康德的世界主义使他的种族主义更为明确，因为他此前所声称的种族差异使他认定所有的非白人都具有有限性，唯有白人拥有“所有的动力和天赋”，欧洲人必将为其他的人类立法。不过，在康德版的世界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操作性的困难：一方面康德坚持认为种族之间存在永久性的特征差异，一方面他又极力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融合，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因为坚持种族主义的观点，康德的世界主义立场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