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人刘镇西(第2/7页)

但凡国家有大事,基层政权都要集中这些“五类分子”学习训话,观察反应。1976年的打倒“四人帮”,自然是审看这些所谓反动派的最好时机。他被叫到了城关镇政府,问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老刘一生耿介磊落,反问主官是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主官一向反感其桀骜不驯,自然窃喜说要听真话。他说——那你等我回去把后事安排一下,马上就来回答。

老刘回家收拾一床薄被(那时坐牢是要自带被子的),妻问他干吗,他说明缘由——要去镇上讲真话,肯定就会坐牢。他把妻女托付给一家朋友看顾,妻是文盲,抱着他的腿哭泣不放,哀求他不要去管什么国家的闲事。他是那种绝不屈服和畏惧的人,还是悲风扑面地走向了衙门。

他对那些主官慷慨激昂地说——“四人帮”固然是“极左”,但华国锋也是“极左”出身。但凡了解他在湘潭地委书记任上的作为,以及“文革”中的火箭突起,就可以断定……

此番高论在当时自然石破天惊,很快便获刑8年。求仁得仁,于他而言不过是换一个碗吃饭。但是历史却很快证明了他的预言,于是他得以提前解脱桎梏。此后,他重操旧业,靠在搪瓷碗盆上烧字养活妻女。

烧字这一手艺,在今天已然绝迹。那时各个单位学校食堂,多是使用统一的搪瓷碗盆,为了防止被人偷窃,往往便要烧上某某食堂几个字做记号。学校毕业生或军队转业者,也都喜欢发一个某某纪念的碗盆。于是,操此手艺者就能勉强求食。

烧字的工序是先用一种红色的瓷粉矿物质,在器皿上书法,然后再用高压煤油喷灯,像氧焊一样把那些字融进器皿,冷却之后就再也洗刷不掉了。但是一个单位烧过了,基本永远不会再有需要。也因此这一手艺者,注定要在各地流浪乞食。我认识老刘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背着一个简单的木头工具箱,走遍了二十几个省的无数县镇。

他和那些江湖手艺人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工具箱里永远放着《楚辞》。那些异乡的青灯雨夜,屈子的骚赋一直伴随着他的自我放逐。没有人相信这个衣衫落拓的苦命人,竟然是《楚辞》的横流倒背者,且更是楚辞古韵和名物的民间研究者。

他的生涯便是这样越走越远的,赚来一点钱,路上便邮寄给妻子,自己只留下到下一站的车票。每半年左右回来一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要上路。每次倦游归来,首先便要到我处小坐,谈谈在路上的故事,以及沿途见闻的国家走向。

他比我大二十几岁,萧条异代,我们却成了山城最密切的忘年之交。那时的小城多雨而寂寥,冬天往往深雪覆盖。他在许多个夜晚踏雪而来,在我的斗室围炉长话;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江湖老男人,读完我的《致毛泽东》而掩面恸哭。他的青春在毛时代毁灭殆尽,内心的苦楚无人可诉,我则是他唯一信托的兄弟。

我也常去他的陋室看他,他是著名的围棋迷,在我们那边远小城,那时熟稔这种玩意儿的不多几人。因此全县的棋赛,他也往往可以入围前三。有次我去,看见他正和一位老师手谈。他的妻子一会儿过来对他耳语——中午没米下锅了,要他去找人借米。他入棋正深,挥手不语。妻子眼看断炊,又来高声催促,希望对手封盘,下午再战。对手尴尬起身,却被老刘一把按住,只好接着迎战。其妻再也按捺不住,一把掀翻棋盘;老刘恼羞成怒,几乎要动手,终也还是被我劝住。我才知道他家的日子,竟然窘迫至此。

次日,老刘来我这羞涩地借钱,他说只要五块钱,够他上路的车票即可。我要多给,他却坚持不要。我只好将吃不完的粮票塞给了他,看他摸索着远行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