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第2/7页）

一般的侦探小说读者以及这类小说的最好读者，简单地说，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侦探的对手，并不想预先解答问题，“猜出”谜底，查出作案人。而几乎所有的侦探小说作者也努力避免读者积极参与侦査，为此他们给侦探配备一个戏剧中所说的“配角”：一个副手或者朋友，他表达的是普通人、普通读者的思想、疑惑或猜测…（16）

“启智”大于“移情”是第一个偏误。第二是把本来不够充分的“移情”功夫集中到情节上，忽视人物塑造，从侦探身上看不到时代性与民族性，不了解外国侦探小说的主人公其实不是凭空而降的英雄，而是与其所生长的“典型环境”有着丰富的血肉联系。阿蒂利奥•贝尔托卢奇（17）论述世界三大名探时说：

如果说杜邦（18）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主人公，克夫是维多利亚王朝范围内的一个喜剧丑角，那么夏洛克•福尔摩斯就已经是一个用长长的白皙而敏感的手指把针头旋进注射器，以便给自己注射多少多少剂量的百分之七的可卡因溶液，并且到音乐会去聚精会神地欣赏德国音乐的唯美主义者了……

可惜至今中国学者仍不理解这一点，还认为中国的霍桑“不打吗啡针，只吃吃香烟，没有抽上鸦片烟。在程小青笔下，霍桑比福尔摩斯更占军”。（19）

这一“完美”的代价是失去血肉，作家的创作始终竞争不过自己的译作。

经过相当长的一个低潮阶段，到了抗战时期，现代侦探小说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视野的拓展。

抗战以前，侦探小说作者在理论上并非不重视社会内容。例如程小青的《请君入瓮》中讲道：

我又想起近来上海的社会真是愈变愈坏。侵略者的魔手抓住了我们的心脏。一般虎怅们依赖着外力，利用了巧取豪夺的手法，榨得了大众的汗血，便恣意挥霍，狂赌滥舞，奢靡荒淫，造成了一种糜烂的环境，把无量的人都送进了破产堕落之窟……

但是在创作实绩上，情节仍然是作家们的第一兴奋点。张碧梧说：“侦探小说的情节大概不外乎谋杀陷害和劫财等等”，“要做良好的侦探小说，必须善用险笔。”（20）张碧梧闭门造出的险笔都有几分勉强，他又想出一个办法，把外国作品的人名地名缩短为只有两三个音，“仿佛是中国的人名和地名”。这导致侦探小说与中国社会进一步隔膜。他们把《福尔摩斯探案》奉为至宝，却不明白“这些故事的魅力不仅在于搜寻罪犯过程对读者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福尔摩斯所处时代的生活、社会情况以及风土人情等。因此，有些人还通过福尔摩斯探案集，研究书中人物的原来模特、当时的铁路情况等”。（21）即使被誉为中国柯南道尔的程小青，也多把案情集中在中国家庭内部，有时把气氛渲染得“山雨欲来”，最后却不过是家中某个成员的恶作剧。因此，拓展社会视野，是侦探小说的一个迫切课题。

如果说抗战以前侦探小说的盟主要推程小青的话，那么到抗战时期侦探小说风格变化的代表作家则要数孙了红。

孙了红20年代即开始侦探小说创作，但到抗战时期才进人他创作的成熟和高峰期。这里比较一下他两个时期的两篇名作——《燕尾须》和《囤鱼肝油者》，以见其社会视野的拓展。

这两篇作品的可比性在于，它们不但都是成功的名作，而且后者是根据前者重写的。《燕尾须》1925年9月发表于《红玫瑰》第2卷12、13两期，小说分三节。第一节“疑云叠叠”，写珠宝商杨小枫在昏沉状态中人一菜馆，发现浑身装束已被换过，并且自己的燕尾须不翼而飞，面容年轻了十岁。旁边有一青年反复提醒“有人要和你过不去！”又见一凶汉虎视眈眈，杨小枫担心被绑票，结账而出，却摸到袋中有一手枪。这时几人扑过来，杨小枫开枪不中，失去知觉。第二节“太滑稽了”，写杨小枫苏醒，发觉被铐在室内，有两人在谈抓获他的经过。杨小枫得知这里是警署，便申明身份，不料反被认为是冒充和做戏，断定他是某巨犯，百口莫辩，尤其是没有燕尾须作证，一筹莫展。第三节“最新绑票法”，写次日晨杨家乱成一团，忽来一青年自称绑匪，以燕尾须为凭，索五万元而去。杨小枫的五个同行得到匿名信，前去保出杨小枫。大家猜出是鲁平所为。鲁平致信杨小枫，说明因杨宣布要联合警界捕捉鲁平，特此报复，教训杨“以后勿大言，勿管鲁平的事”。故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