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陈忠实（第3/4页）

关中人，生冷硬倔，打死不认卯，能极度地吃苦耐劳，又极好礼势，极好面子。初看，以为是一个简单的人，打搅长了，红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才知道极度地心细如丝。

那是一个令人无限怀念的文学时代。记得那次会议上，老作家们除了柳青已经过世外，健在的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悉数到场。年青一代，贾平凹的《满月儿》刚刚获奖，莫申的《窗口》刚刚获奖，他们从北京领完奖后直接赶到会场。路遥则雄赳赳地斜倚在一个破旧的藤椅上，坐在后面的一个角落，半闭着眼睛。路遥当时是在《延河》实习。1980年后，王丕祥、贺抒玉专程到延安，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路遥的调动手续办了，路遥先当编辑，继而当专业作家。陈忠实则是两年后，调入作协当专业作家。

陕西作协是个大作协，它的前身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文协。按照通常的说法，延安时期大的文化山头有三个，一是丁玲领导的成立于保安的文抗（全国文艺抗敌协会），一是周扬领导的鲁艺，一是柯仲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协。建国后文协没有去北京，而是随西北局留在了西安，柯仲平担任首任主席，原文协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主编胡采，继任主席。文协秘书长是著名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张寒晖当年病逝于延安，柯仲平作诗悼念说，文化山上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

五

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都是极具人格魅力的宽厚长者，他们以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为己任，三秦地面，每发现一个写了个短短几千字小说的作者，他们就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然后下来就是商量怎么调到作协来。作协大院里那些后之来者，基本上都是他们调去的。那是一群崇高的人，时代因素造就了这一批革命家加艺术家式的非凡人物。

柳青被尊为文学教父。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建国十七年文学的巅峰之作。柳青不但是小说家，还是思想家、哲人，他的那些警策之语，一直在陕西青年一代作家们中口口相传。例如，文学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例如，你要写作，你就得像农民大嫂提一篮子鸡蛋进城一样，只有人家碰你的份儿，你不敢碰人家，因为这一碰，一篮子的家当就全打了，你就一无所有了。例如，忍耐是比激动更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事业对人的一种强制。例如，有一天写不出东西了，收起你的笔，做一个与世无害的好人，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等等。

路遥的《人生》中，就引用过柳青的一段话，作为点题之笔——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是，紧要处也就那么几步。这话好像是《创业史》中的话。

正是这些前辈作家的感召和有创作范例在先，从而激发起这些后之来者的勃勃野心，而从《创业史》中汲取最多艺术营养的，大约是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创作。

大约是这两部作品的描写地域，十分接近，也就几十公里远近吧，区别只在于一个描写的是白鹿原上的事情，一个描写的是蛤蟆滩上的事情。诚实地讲来，《创业史》的作者，内功更为深厚一些、老到一些，设置人物，铺排故事，举重若轻。柳青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创业史》没能更深入地进入时代深处，没有能纵横捭阖，而是陷入一个套子里去了。相形之下，《白鹿原》在后一个问题上就做得更好一点，叙述视角直接地锲入了历史纵深。不过它的文字要粗糙一些，嘴碎一些，比不上柳青那磨出来的文字。再就是缺少整体感。我记得在前年的一次什么会上，老陈在介绍自己创作时，也说，由于之前没有写过长篇，所以《白鹿原》的写作，布局不周，就像绕一团又一团的毛线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