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陈忠实（第2/4页）

那个特殊的时代，那个动荡的时代，很难准确描述，《白鹿原》可以说是较好地进入了那个时代，进入了那一群人们的心灵空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是一段农耕文明的心灵史。

三

1993年5月20日《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作者答谢发言，我在会上说：“希望首都的媒体不要只关注高建群，关注《最后一个匈奴》，我们陕西还有位好的小说家，叫陈忠实，他也在写长篇，长篇叫《白鹿原》，不久会出版；还有位好的小说家叫贾平凹，也在写长篇，长篇叫《废都》，也会在年底出版；另外还有京夫、程海等等，也在写长篇，他们都比我写得好。建议你们首都的媒体，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把陕军作为一个团队、一个整体来宣传。”第二天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发表了与会记者、散文家韩小蕙女士的《陕军东征》一文，这就是新时期“陕军东征”一场大热闹的由来。

一些年后我偶然见到何启智或是曾镇南，先生回忆说“陕军东征”这句话好像是他说的。上电梯的时候，他对几位北京的陕西籍的评论家说，陕西作家真厉害，整天喊着要走出潼关，这次算是走出了，陕军东征呀。记得后来有一次还见过周明先生，他也记得是开会上电梯时大家说过这话，谁说的记不清了，他笑着说，很可能是他“周明老人自己”说的吧。

我对“陕军东征”这个说法至今不悔。我们中有一个叫堂吉诃德的人，他要出发，去征服世界了。他穿上一身朽了的中世纪骑士的铠甲，骑上一匹瘦骨棱棱的老马，挥舞着盾牌和长矛上路。他要去和风车作战。他要去黄金城，那世世代代人们只在传说中见过的城市。姑娘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铁匠用锤子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这座城市为它们的骑士送行。

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大背景下来看，它是多么虚弱呀。和欧美文学相比，和俄罗斯文学相比，甚至和我们的近邻印度和日本的文学相比，我们都差那么一大截儿。且让这些有三分滑稽三分痴傻三分崇高的陕西著名农民们，去怀揣梦想和敬畏，完成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对于文学制高点的攀登和征服去吧。社会应该做的事情是给他们一点掌声才对。

那时节一下子洛阳纸贵。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自家的案头摆着这几本书，以视自己是一个读书人、文化人。这些书是走市场的，每本书的销量都达到百万册以上，一夜间富了一大批书商。这几本书的出版，大约是纸质的文学作品的最后一次辉煌吧。

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了那个时期，已经十多年了，“文革”结束，文学界重拾和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行进到那时，该有它的成熟期和收割期的作品出现了。后来，我在北京见到柳萌先生，他问我如何看待当时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说，有个时期，我们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缩短了与世界一流文学的距离，但是，很遗憾，这以后又滑落下来了，沦为文学的第三世界。

是的，中国文学在世界大格局中无足轻重，我们缺少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中国人的书架上摆满了欧美名著，而在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上，没有一本中国人的书。也许在经济领域我们是一个巨人，但是在文化领域，我们只是侏儒而已。可怕的是，我们还自我感觉良好，整天弄各种奖自娱自乐。我常常担心，将来的人们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智力水平。

四

我第一次见到老陈，是在1979年4月20日，“文革”结束，陕西省作协恢复名称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创作会上，会议名称叫“新作者座谈会”。那次，记得老陈背了个黄挎包，穿了一件半旧的衬衣，从西安郊区灞桥文化馆而来。行色匆匆的他，坐在一个角落。坐着的时候，他总把挎包放在胸前，两只手搭在挎包上，眼睛闭住光，似乎有些谦恭地盯着发言的人。他从骨子里讲还是一个农民，身上具有关中农民的所有优点和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