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11页）

吉米的表兄克莱姆·丹波[5]对我们放火烧店的主意和别的暴力计划，大大嘲笑了一番。他建议，如果我们真想捞回一些损失的钱，不妨去参加在韦伯举行的查尔斯顿舞比赛，设法挣点正当的钱。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他一心想做一名演员，已经在业余演出晚会上试过身手，模仿一个英国人讲一个有关开伯尔山口事件[6]的长篇故事。波兰人和瑞典人不断地嘘他，晚会主持人只好请他下台。他哥哥唐纳德唱了一首《玛吉塔》，跳了一只踢踏舞，确实赢过五块钱。唐纳德长得很帅，一头乌黑鬈发，是他母亲的宠儿。他母亲也长得娟秀、端庄，在自己店里时常穿一身黑衣服，戴着夹鼻眼镜。她经常挂在口边的话题是她那位当实业家的哥哥，他在大战期间因患斑疹伤寒死于华沙。克莱姆长得像父亲，脸色红润，颧骨突出，鼻子很高，发脚很低，嘴唇又厚又大，除了体重以外，样样都像；他的两腿细长，老是摇晃不定。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要不是雪茄烟烧伤了他的心肺，以及健康手册上所谓的手淫阳痿伤了元气，他本有希望获得本市半英里赛跑冠军。他嘲笑自己的丑恶行径，嘲笑使那些爱训诫人的世人不满的一切事物。他神气十足地在跑道上走着，他的大腿跟小腿一样瘦得皮包骨头，上面长满笔立的黑毛，对竞争对手既俏皮又傲慢，那些人都老老实实地在蹦蹦跳跳或摆正姿势。可他依然有点神情恍惚，提心吊胆，在他那张既诙谐又严肃的长脸上，一对黑眼睛时常显得异常忧郁。他会消沉得像一摊烂泥。他说，只要我努力去干，干什么都会比他强。“真是这样，”他说，“你能惹得妞儿们对我不屑看一眼。”他称赞我，主要是这一点。“像你那样的牙齿，真是好极了。我妈由着我把牙全给毁了。要是将来我一旦成名走红，我就只好戴假牙啦。”无论他说什么，我几乎都会乐得合不上嘴，因此他常对我说，我是个傻小子。“可怜的马奇，什么都能逗他发笑。”

总的说来，我们相处得很好。他对我的幼稚无知宽厚相待。在我害了相思病时，曾得到他和吉米的不少帮助。我的病有着典型的症状：不思饮食，心神专注，日夜渴慕，讲究外貌，精心打扮，自感无能，以及满脑子电影里学来的念头和流行歌曲中的词句。我的意中人名叫希尔达·诺文森，她个子颇高，但脸蛋较小，面色苍白，且有其他肺弱的症状，说话声音轻而快，羞羞答答。我从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只是笨拙地装作偶然从旁经过。内心兴奋得怦怦直跳，热流痛苦地在周身沸腾。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她身旁走过时，看起来似乎无动于衷，仿佛心里正在想别的事。她有一张俄罗斯人的脸型，灰白的双眸低垂，不愿直眼看人，就像那些年纪较大的女人。她穿一件绿色上衣，抽烟，走在路上时胸前抱着一摞课本，脚穿开面套鞋，鞋扣丁当作响。那双开面高筒套鞋迈开的脚步和快速的丁当声，对我这为爱所苦的人，犹如枝枝火热的飞镖，直射我的心窝，使我如痴如狂，直想立刻跪倒在她面前。后来，待到我懂事多了，失去了这份虔诚，色欲之心便占了上风。在那些初恋的日子，我一味渴求风度的优雅，感情的纯真，而我在有关爱的一切物质条件方面是颇有底子的，这也许是由于遗传。

我没有想到希尔达会因我对她的盯梢而感到飘飘然，当克莱姆和吉米告诉我这一点时，使我大为惊讶。我在走廊上跟踪她，看篮球赛时设法钻到她背后，还加入幸福联谊会，为的是每星期一次放学后能跟她在同一房间里待上一小时。她乘电车回家，我就站在车后门的梯阶上受罪。她从前门下车，我就急忙从后门跳下，跳进积得厚厚的污雪，跳到西区街湿透的灰黑木板上。她父亲是个裁缝，家就住在铺子的里面。希尔达走进门帘——她进去后干些什么呢？摘下手套？脱掉套鞋？喝杯可可？抽支烟？我自己不抽烟。摆弄摆弄她的书？诉说头痛？向她母亲吐露说，我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身穿羊皮袄，脚步沉重地在她家那条阴暗街道的微光中踯躅？我想她不会那么做。她那位做裁缝的父亲也不像知道我守候在那里。他是个瘦骨嶙峋、不修边幅、弯腰弓背的男人。他正在店堂里忙着用针把衣服别住，用水湿润，然后烫熨平整，已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我尽可以朝他看个仔细。不知怎么的，希尔达一进了屋，便再也不出来了。她就那么待在家里，似乎已没有出来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