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图（第4/7页）

谈话片刻之后，我直言问他，是否愿意给我们帮助。

“那当然，”他回答，“我反对独裁。你不记得我在第二幕说过什么？”

“在《加图》第二幕？”

“还能在哪儿？请听仔细。我说：‘在更好的机遇到来之前，应拔剑出鞘，擦亮剑锋，以迎接恺撒。’”

起初我欣赏这个答复，将其中的虚夸成分理解为忠诚和勇气的承诺。但后来，出于某些难以言说的缘故，我感觉无法下定论。“不管怎样，他回答得非常坚决，”我对自己说，“这就很了不起。”

政府肯定把多艺剧场声势扰攘的演出看得非常严重，因为某天夜里警察逮捕了经理、导演和演员们，查封了剧场。次日清晨，他们释放了所有人，除了经理和达韦尔。最终经理也获释了。至于主演，拖到几天之后才重获自由。我揣测官方不能原谅他扮演独裁者之敌的角色，而释放达韦尔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他不过是个演员。

跟我预想的恰恰相反，查封多艺剧场损害了政府。或许民众相信，倘若政府把一出戏看得太重，这样的政府一定张惶失措、脆弱不堪。

我们把这一推测认定为现实，从那时起公开筹划起事。首先在私人寓所，随后是餐馆，频繁组织人头攒动的集会。席间永远缺不了运动的各路头头儿。聚会上，发言者们呼唤革命来临，并承诺推进革命。宴会长桌旁，达韦尔永远占据一个引人瞩目的位置；当然不是坐首席，但总是出现在某位显要人物的右手边。

有一天，一位女士给我打电话，她说：

“您不认识我。我是罗马诺的妻子，露丝·罗马诺。我必须和您当面谈谈。”

或者是缺乏想象力，或者是听凭习惯的引领，我安排她在阿尔西纳街和贝尔纳多·德·伊里戈延街转角的咖啡馆与我见面。

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不算很年轻，身材颀长，沉静，黑色头发，面容苍白，那双漂亮的眼睛直视你的脸。她对我说：

“你们在利用达韦尔。政客做这种事，我不惊讶。众所周知，那些人无所忌惮。可您是个作家。”

“这有什么关系么？”

“你们不止是利用他：还让他身处险境。”

“从《加图》首演第一晚开始，达韦尔就已经把自己摆在危险境地了。”我这样回答，与实情相差不远。

“我同意。这是我的错。”

“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没有这么讲，但事实如此。不过，这中间是有差别的。我只是帮他获得戏里的一个角色。您找他，是想在政治斗争中利用他。达韦尔没有选择这种命运。”

“但他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认同他的角色。他想和独裁做斗争。”

“这种信念，就他而言，不能跟您的信念相比，也不能和政治家的信念相比，形成的方式也不同。达韦尔还是在表演。”

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我说：

“我们都在表演。”

“是啊，不过现在您的表演出了差错。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邀请一位公民加入我们的战斗。”

“还不如说是要求一个无辜的人自寻死路。”

“这太夸张了，您过于为难我了。”

“您过于为难达韦尔了。”

与露丝谈话以前，这些事实虽说我早已知晓，却并不困扰我。但从那以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我倍感苦恼。所幸我也无需深责，因为革命旋即成功，达韦尔毫发无伤。

我们没忘记他。所有的庆功仪式上都给他预留了一个荣耀的位子。在新政权提议下，我安排他担任文化领导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几个公职。他不接受这些职务。说他只想在剧场工作。国家剧院的领导们向我保证，将诚心满足他的期望。

一天晚上，我在出版界的晚宴上碰到了达韦尔。就像参加过同一场战役的两个老兵，我们追忆起独裁时期的重大事件。在某个时刻，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