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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

今天我第一次听懂了他们讲的笑话。当时我在第二栋女人房里看她们织蚊帐睡袋，我身边坐着的女人名叫泰蒂，我问她，织好这个袋子后，她会用赚来的贝壳做些什么。她说，她丈夫会用它再买个老婆回来。“我织得再快，他也还是会嫌慢。”她说。我们俩都笑得前仰后合。

我不禁又想起了和海伦在舍默霍恩的台阶上的那番谈话。当时她对我说，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风格。她那天夜里说的话我每天都会想起至少一次。我说出过什么能让别人在八年间每天想起一次的话吗？当时，她刚从美国新墨西哥的祖尼部落回来，而我还哪儿都没去过。她告诉我，我们受的教育使我们根本无法领略也无法描述那些独特的风格，只能尽量去汲取并将它们诉诸纸墨。她给我的感觉是那么老成，可那年她应该才三十六岁。当时我想，也许要过二十年我才能弄懂她这番话的含意。可一到所罗门群岛，我立刻就懂了。现在，我正被一种新的风格所包围，它是那么不同，不像阿纳帕那样恬淡无趣，也不像孟般亚那样浓墨重彩。对这种丰富而深厚、激昂而令人费解的风格我刚刚窥见门径，哪有能力向那些普通的美国人解释其中的差异呢？他们看到的只是几张照片，几个鼻孔里穿着骨头的黑人男女，他们只会一股脑地给后者贴上野蛮人的标签。可你为什么非要为那些普通人操心呢？班克森第二天晚上就问过我，难道它和思想与变化的关系有关？对民主他从来都嗤之以鼻。我向他解释说，我写《基拉基拉部落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是以我奶奶为想象中的读者的。我觉得他听了之后有点不好意思。我也总是会想起和班克森的这番谈话，这也许是因为芬不再喜欢和我谈工作了吧。我觉得芬刻意有所保留，他好像担心，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会被我拿去用到我的下一本书里。

比起当初我们一起在船上度过的那几个月，现在这种感觉多么

可悲！那时的我们无话不谈，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界限。归根结底还是所有权的意识在作怪。我那本书一发表，我的文字一变成商品，我们俩之间就不太对劲儿了。

所以，我把我和班克森的谈话像放唱片一样在脑子里来来回回地放。他还停留在冷冰冰的英式结构主义、测头围和族群类比的阶段，几乎没受过任何像样的关于如何进行提炼的考察培训。我担心，几个月来他和基奥纳部落的人只不过是在谈天气而已，因为看上去他对这里的雨倒是知之甚详。自从我们到这儿，雨下得都很小，跟溅水差不多。我不喜欢这种畏畏缩缩的雨。它让人不舒服。Oma muni，不祥之兆。这句话是麦伦今天刚教我的。当时她是在说一个长歪了的番薯。

二月四日

我把所有邮件都看完了。玛丽·G.和夏洛特的信真让我高兴。爱德华、克劳迪娅和彼得的则有些敷衍了事。博厄斯在信里告诉我，传教士们之所以成群结队地往所罗门群岛跑，是为了转换他们邪恶的灵魂。他着实把我给逗乐了。其他各类消息也令我目不暇接：林德伯格婴儿绑架案的调查，女仆吞服银器抛光剂，胡佛驱散催讨抚恤金的一战老兵队伍，甘地又绝食了。剩下的就是跟我那本书有关的消息了。假如我嫁的是个银行家，我是不是就能尽情地享受这一成就呢？我会不会把美国人类学会理事长的来信和伯克利的邀请函

拿给我丈夫看呢？而眼下我必须不动声色，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我甚至连自己偷偷乐一乐的心情都没了。偏偏在这时候，芬让我大吃一惊：他把詹姆斯·弗雷泽爵士17给我的信一把抽了出来，说：“你可真棒，我的内尔小宝贝，我们得把这封信裱好，装上镜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