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我第一次遇见海伦·本杰明是在一九三八年。当时我们俩都在哥本哈根出席国际人类学及民族学协会的代表大会。我听了她参加的关于优生的小组讨论会。她是会上唯一一个反对优生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让人觉得说得在理的人。她说话的神态及手势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内尔。讨论一结束，我便立刻起身朝门口走去。也不知她怎么那么快就从台上下来了，反正她赶在我前头到了大厅的入口处，让我没能顺利溜走。她似乎知道我全部的感受，没多说，只是对我能来参加讨论会表示感谢，还递给我一个大信封。这种事近年来我见得多了，总有人想让我为他们出版自己的手稿助一臂之力。可这样的举动来自海伦，委实令人费解。她的《弧形文化带》一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的网格理论，我写的关于基奥纳部落的书，以及二者为我赢得的赞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拜她那本著作所赐。

直到上了回加来的火车，我才打开那个包裹。我把手漫不经心地伸进那个信封。里面不是手稿，而是一本小册子，白色打印纸对折，沿着中缝订起来。封面是树皮做的。册子上还有海伦用曲别针别着的一张字条：“她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做一本这样的册子，然后把它们悄悄塞到箱子的布衬垫里，不让别人看到。其他的册子我都留下了，但我觉得这本应该给你。”那册子总共不到四十页，最后几页还都是空的。它记录了她在那三个半月里的经历，最早是从她刚刚抵达塔姆湖那段日子写起的。

一月三日

一月四日

昨天刚把这个新本子订好。但这么多空无一字的崭新的书页又让我望而生畏，连一个字都不敢往上面写。我本想写写班克森，又觉得不该那么做。所以就改成给海伦写信，强忍着没在信里提到他。我的身体感觉好些了。说来可怜，有人稍稍对我的伤上了点儿心，我的痛苦便大大减轻了。

他们给我们安排的临时住处叫“赞本（Zambun）旧居”。我或许该把它写成Xambun，因为它的发音更接近希腊语的发音。每提到赞本这个名字，他们都会流露出谦卑和憧憬之情。我由此断定，赞本一定是他们的某个神或祖先的名字，尽管我并没有从这儿感觉出其他地方常有的那种祭奠死者的氛围。而且，倘若它真的是神灵，他们又怎么肯让我们亵渎它的居室呢？

我本想再写点什么，可是百感交集，那些感觉全卡在脖子里出不来。我碰上写作瓶颈了。

一月六日

我干吗为他神魂颠倒呢？曾经的他也许冷淡、高傲，唯恐别人抢他的地盘，可在基奥纳独自度过的那二十五个月已经让他彻底变了。据他自己说，在英国的时候他也曾伤过好多姑娘的心。我真的不敢相信。连芬都说他是个另类。我看见的只是一个步履蹒跚、头发凌乱、脆弱得让人莫名其妙、长得像船篙一样的男人。他在我身边就像座摩天大厦。此前我还从未遇见过这么高又这么敏感的人。那些特别高的人往往给人一种距离感，并因此而被疏远（威廉、保罗·G.等都是如此）。我正戴着他死去的兄弟的眼镜。

昨天，我们站在浅滩上朝他挥手道别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我八九岁时的一件事。那是一个秋日，我弟弟和我同刚搬到我家附近的几个小孩玩得正开心，这时家里人叫我们回去吃饭。我们和那些

小孩站在一起。园子里，忽然降临的夜晚凉气逼人，因为之前一直在跑，我们身上依然暖和。我生出一种很深的恐惧，唯恐我们再也不能像今天这样在一起痛快地玩耍，再也不能重温今天这一幕。我不记得我这个预感后来是不是真的应验了。我唯一记得的是，当我沿着园子后面的台阶往上走时，胸口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