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而立之年的一幅肖像（第4/10页）

让咱们回到处在命运就要来叩门的关键时期的贝多芬肖像面前，好好品味一下发生在无名暴力与这狮面人之间的这场恶战中的残忍与欢乐！

暴风雨的阴霾在这位超人的头顶上聚拢（因为崇山峻岭总是招来雷暴）。这位超人除了长着一脸麻子外，还具有他那个时代的伦理特点——反抗精神和法国大革命的火种。早在波恩时期，这些特点就已在他身上显露。年轻的贝多芬去波恩大学听未来的下莱茵行政区检察官尤洛吉奥斯·施奈德的讲座。当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他的讲坛上读了一首热烈的诗，激起了他的学生们的热情。翌年，宫廷乐师（Hofmusicus）贝多芬订阅了《革命诗集》。施奈德在诗集里代表方兴未艾的民主势力，向旧世界投去了英雄般的鄙夷：

“我们要鄙视盲从和迷信，要折断昏君的节杖，要为人权而战！哦，任何君主的奴仆都做不到这些！时代需要自由的灵魂，它们宁愿死也不会阿谀奉承，宁要贫困也不会去受奴役……须知在这等灵魂当中，我将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到底是谁在说话？难道是贝多芬吗？话虽是施奈德说的，但贝多芬赋予了它们血肉。这份共和信仰的高傲宣言是发自贝多芬这位年轻雅各宾分子内心的心声。随着时过境迁，他的政治信仰会改变，但他的这种道德信念却决不会动摇。他正是带着这种共和的信念昂首步入维也纳上流社会的沙龙，并从他成功的第一天起，就毫不掩饰地向这些款待他的权贵展示这个信念。

一个行将结束的时代再没有比瓦格拉姆（Wagram）的大炮打到维也纳之前更典雅、精致和可爱的了。它使人想起（古罗马的）三头政治。不过，维也纳的这些刚迈进十九世纪门槛的巨头却比他们那位流亡的公主、他们的玛丽亚·特蕾萨（Maria Theresa）的女儿要来得有情趣和有修养多了。从没有过哪家贵族政府像他们这样如此疯狂地热爱过音乐之美，或对那些把音乐的恩泽带给人间的音乐家表示出如此多的尊重。他们仿佛要对前任忽视莫扎特，把他扔进一座普通公墓的行为表示赎罪似地。在可怜的莫扎特逝世与海顿逝世之间的这些年里，维也纳的贵族社会谦卑地向艺术鞠躬、向艺术家献殷勤，并把他们视为同自己平等引以为荣。

1808年的3月27日标志着这种朝圣、这种皇族对音乐的加冕达到了顶点。在这天，维也纳庆祝了海顿的七十六周岁生日。在维也纳大学的门前，王公贵族们在音乐家们的陪同下，迎候这位罗豪（Rohrau）造轮匠的儿子乘坐埃斯特哈齐（Esterhazy）亲王的御驾到来。在掌声欢呼鼓乐齐鸣之中，海顿被引进大厅。洛勃科维茨亲王、萨利埃里（Salieri）和贝多芬先后走上前去亲吻他的手。埃斯特哈齐公主和另两位贵妇脱去身上的斗篷并把它们裹在这位老人的脚上，令他感动得颤抖。这番狂热、欢呼和盛情的泪水着实让这位《创世纪》的作者消受不了。他的清唱剧刚演了一半，他就含泪离去，边走边在大门的门槛前祝福维也纳。

一年以后，拿破仑的雄鹰飞临维也纳的上空，海顿在这座被占领的城市里寿终正寝，最终带着旧世界走进坟墓。年轻的贝多芬虽然熟知这旧世界亲切的微笑，知其大度地把贵族的斗篷裹在海顿这位艺术家的脚上，但他还是鄙视它；他把这斗篷践踏在脚下。他并非头一个看出高傲的贵族急于取悦他们这些来自多瑙河和罗纳河的农民（这些农民中的头两位是格鲁克和卢梭）并且向贵族对本阶级数代人施加的贬辱进行雪耻。但是格鲁克这位生性圆滑的林务员的儿子深知如何把可容忍的暴力同他对伟人的崇尚结合起来，甚至利用这些暴力来为自己作广告；羞怯的让·雅克·卢梭直到走下楼梯为止才会想起他本该说的勇敢的话，而他却向权贵鞠躬行礼、结结巴巴地说奉承话。贝多芬则不然，照旧在拥挤的沙龙里向“新世界”的权贵直露表白他对旧世界表白过的蔑视和高傲。当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的母亲冯·图恩伯爵夫人、这位曾是格鲁克的朋友和莫扎特的庇护人的高贵妇女跪在贝多芬面前哀求他演奏时，他甚至都没有从沙发里站起来，就拒绝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