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杂种

武警范辛良和另外两个不肯透露姓名的司机，都在林肯的副驾驶位置上拣到了一撮毛，那几撮毛后来在医科大学做了鉴定。鉴定结果表明，那不是人的毛发，而是狗毛。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鉴定，是因为有些司机认为，当他们在107国道上堵住林肯的时候，林肯的副驾驶位置上还坐着另外一个东西。在人们急着收拾曹拓麻的时候，那个东西神不知道鬼不觉地在夜色中溜掉了。那撮毛的鉴定结果一出来，法庭就果断地认为，“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排除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可能了。”在此之前，与此案有关的所有人和关心调查结果的公众，都把注意力放在那撮毛上面。那撮毛太重要了，如果它能够被证明是人毛，那么，那撮毛的主人，将是此案最直接的证人。他（她）将能够告诉我们，曹拓麻当时的脑子是否清醒，在事件发生之后，曹拓麻为什么要开车逃窜。不幸的是，它被鉴定成了狗毛。

其实，即便鉴定结果表明那是人毛，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总不能不让人脱毛吧？许多人都有脱毛的习惯，我也有。过了三十岁之后，我头上的毛就越来越少了（为了写这篇小说，我又掉了不少毛），后来干脆就秃顶了，每次出去参加社交活动，我妻子都要在我的脑袋上花一点功夫：用梳子把四周的头发往当中梳啊梳啊梳（梳的过程中，还会再掉一些毛），然后喷上“雅倩牌”定型摩丝，将它固定住（她称这种往头顶梳的动作为农村保卫城市，地方支援中央）。如果谁在那辆林肯车上发现了我的毛发，那是否就能够说明，在10月19号那天晚上，我一定就坐在曹拓麻身边？我认为不能下这种断语，也不敢虚构这样的情节。在我看来，这样的情节只能出现在充满着道德训诫和因果关系的古典小说里面。

第一个介入此事的记者是《济州晚报》的孟庆云（1964—1997）。对她我不妨说得稍微详细一点。她在报社上班还不到两个月——我最近才知道她的户口和档案都还留在武汉。她和丈夫原来都在高校任教，她在湖北，丈夫在济州，两个人怎么也调不到一块，后来她只好做点牺牲，来济州重新找工作。碰巧《济州晚报》在招聘记者，她就考上了。10月19号那天，她丈夫去广西桂林开会了，她向同事提出，她可以值个夜班，在办公室接听群众来电。电话记录表明，这一天，打来的电话并不算多。大多数时间，她都在写信（由于夫妻长期分居，她养成了写信的习惯），但这一天，她的信并不是给丈夫写的，而是要写给她肚子里的胎儿。她相信两个月大的胎儿已经能听见她的声音了，因此她一边写，一边朗诵。

我手头有她那天写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你本该早一点来到世上，和我们共享人世的欢乐，可我们却一次次地推迟了你降临的日期，使你没能看到一直关心着你的爷爷和奶奶。我和你爸爸在爷爷奶奶灵前发过誓，一定要把你培养成为一个健康、快乐、有用的人。”她写到这里的时候，电话响了。打电话的那个人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孟庆云凭直觉知道出了大事。她让他慢点说，可那个人还是说不好。孟庆云想，这个人大概真是个结巴。小时候，她就听父母说过，如果一个结巴着急得说不出话，可以让他把他要说的话唱出来。她想对他说“别急，你唱吧，我听着呢”，可话到嘴边她又把它咽了回去。那个人停了一会儿，颠三倒四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出了车祸，中山路，车跑了，人死了，还有人要死。我是丁宁。”孟庆云一下子笑了出来，站起来的时候，差点把桌上的墨水瓶打翻。丁宁（1971—）是她丈夫的同事，曾托她给他介绍女朋友。孟庆云笑过之后，没敢怠慢，立即下楼找车。她在楼前刚好碰见了两个巡警。十五分钟之内，她就赶到了中山路上的事故现场。她在那里大概只停留了十来分钟，就坐车赶到了120急救中心。闵大钟还在抢救，但是医生告诉她，即使在呼吸器的作用下，他的心跳次数仍在迅速减少，也就是说，躺在手术台上的闵大钟其实已经死了。